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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是娥身处悬崖的边缘，陈荣兰只要推一把，她就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中右到右派十分容易；拉一把，也许、也许柳暗花明……虽然这束光如法海的金钟罩，她认了，就做一次罩钵里的白娘子吧。白娘子至死不悔，而她要悔，要揭发别人以自保，最后抛出了最亲近最不愿意抛出的人——她揭发流泽授意解洪元出任副团长，揭发解洪元积极筹措，准备复出。她哭哭啼啼地表白自己以沉默对抗，并坚持剧团应该由共产党的干部陈荣兰执掌权柄……
陈荣兰的眼睛里开始有了暖意。
最后陈荣兰送出一句体己话：“你怎么昏咚咚地讲了这么许多话。”
好了，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丁是娥表白，解释，检查……书记陈荣兰想让她过关，她就能从中右退回来。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经过反反复复的检讨，大会加小会，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终于退回到人民温暖的怀抱里。
1957年8月13日，文化局在仙乐书场召开反右派辩论大会。名曰辩论，实为批判。一个个上台批判的人都是事先定好的，丁是娥递条上去要求发言，文化局局长爱惜识时务者的羽毛，他朗声宣布：“丁是娥同志要求发言批判周伯春（滑稽戏名角），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轰隆一声，冰雪消融，“同志”二字让丁是娥重归革命的行列。
这样的经历顾月珍有吗？没有。经历了1957年之后，丁是娥阿姨认为人有三重生命：自然生命（肉体）、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而三者之间以政治为首。所以政治应该是一个人的灵魂。灵魂不在了，艺术又在哪里？肉体又有何用？
然而政治是什么，有时候谁也说不清楚。
丁是娥的《娇懒夫人》是鸣放中放出的“百花”一朵。顾月珍也有“百花”一朵，那是根据苏联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改编的《贵族夫人》。这是顾月珍手术切肺复出后演的第一出戏，她动手术，是共产党把她送入医院，承担医疗费用，是党组织的代表在她手术书上的亲属栏里签字。我母亲觉得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她要演一出好戏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她在“百花齐放”的时候，选择了苏联老大哥的影片。她全身心投入排练，而后在瑞金剧场演出。顾月珍虽然出身低微，文化不高，却有一种与身俱来的高贵，能体会到高贵不是来自物质，而是源自精神。她的主旨是要把这种高贵的精神平民化。情节略有改动，中国的安娜金秋萍不是卧轨而亡，而是被强加以行刺的罪名锒铛入狱。
贵族夫人金秋萍的悲剧揭示了人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而那个《娇懒夫人》的闹剧鞭挞了人格依附的丑陋。两剧前后推出，《娇》剧演了一个半月，渐渐的努力沪剧团的《贵族夫人》剧场火爆，而《娇懒夫人》渐失票房之宠，结束于《贵》剧的全盛期。《解放日报》称《贵》剧是“夏日里的一朵荷花”，甚至把它与“反右”运动相联系，说它赤裸 裸地暴露了解放前旧中国那种黑暗腐朽的罪恶本质，启发了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慨和对今天生活的热爱。张刚文、白少璋（剧中人物）之流“企图把今天的社会拖向旧社会去”，只能看出“这些人更加无耻”。
母亲演《贵族夫人》引出了许多观众的眼泪，每场戏她都是倾注了心力。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病歪歪的身体使她再度晕倒在舞台上，被送进医院。这出戏成为顾月珍一生最后的辉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贵族夫人》明明是一出与当时的政治挂不上钩的戏，却成为反右运动中的“好戏”，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不过，我想观众不会买账。他们要看真正的戏，看惯了油盐酱醋茶的沪剧迷眼睛里只有好人坏人善人奸人福人苦人；他们喜欢顾月珍演的角色，要借剧情浇自己情感的块垒。而母亲也不会想到，这出戏会起到多大的政治作用。她高兴的是她的戏超过了《娇懒夫人》，超过了丁是娥，她受到了观众的爱戴。
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呢？丁是娥向顾月珍的哭诉，没有激起任何反响，也就识趣地悄然收兵，退避三舍。两人也就各走各的路了。
第四部分第16章 枯树凋零去亦奇（1）
三年自然灾害在1960年显露出狰狞面孔。直辖市之一的上海，猪肉定量从每月每人十二两（老秤十六两制）降至六两，再降到三两，又降到二两，淡水鱼等副食品都要凭票，蔬菜也很短缺，在菜场里凭票还要排长队。小阿婆把这点票证捏在手心里，恨不能焐出油花来好炒菜，每天摸黑去菜场排队，拎回来的只是几把没精打采的毛毛菜。
这一年，我是第十一女中的高三学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我还是化学课代表，化学老师希望我去读理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董冰壶钟爱我，推荐我参加朗诵比赛，把我的作文贴在墙上作为同学们的范文，她自然希望我报考文科，而且希望我挺进北京大学。她说：“北大是全国最著名、历史最光辉的高等学府。考上了不仅是你个人，也是全班、全校的光荣。”
青春是梦想的年龄。老师说的这个“光荣”一下子把我打动了。我怎么会不希望给班级给全校带来光荣呢？虽然我自己觉得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比较适合我，但我还是斗胆填报了北京大学。也许觉得希望不大吧，填这个志愿连母亲都没有告诉她。
考完就放假了。每天早醒的骄阳喷射着橙色的光羽穿窗入户，撩逗梦中人。一十八岁的我消化力特强，肠胃早就空空如也了，但是一想到起来只有一碗稀稀的泡饭粥可吃，便宁可赖在床上做白日梦，想那个五彩梦，也想今天小阿婆会给我吃什么。小阿婆太重男轻女，特别喜欢星儿。两天前她把父亲带来的鲜肉烧成一碗红烧肉，盛饭的时候，我看见她把两块肉狠狠地埋入了弟弟的饭底。啊，红烧肉！
我母亲的身体是越来越差了，咳嗽频仍，嗓音也失去了原有的甜美和圆润。长宁区委的领导劝她辍演，劝她休养，她总是不肯歇下来。这一年6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自菲律宾赴台湾，大陆掀起反美、解放台湾的热浪。为配合形势，母亲搞了一个《龙女跨海》的戏，得到领导的支持和观众的欢迎，票房收入直线上升。这时，大跃进的神话已经破灭，经济走向衰败，观众不可能空着肚子去看戏，所以全市的演出业都不景气。努力沪剧团差不多七八天就要换一个剧目。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龙》剧从7月31日演到8月31日，维持了整整一个月，顾月珍依然是台柱子。只要主演换人，票房收入就往下跌，母亲每天强打精神上台，一化妆看上去英姿勃发，但一下台就歪歪斜斜，一脸病容。我跟着小阿婆去看过戏，母亲的嗓音远不如前，拔向高处时会出现嘶裂生涩。只是沪剧观众依然热爱她，从不喝倒彩，出嘘声，只会听见低低的叹息和私语：“她从前嗓子不是这样的，她太苦了太吃力了。”……
小阿婆从来是以母亲为重，自从父亲离开这个家，她对母亲更加体贴了，这种非同寻常的维护，某种时候甚至超过了她与父亲的关系。母亲在演龙女，为了使她得到充足的休息，家里要保证绝对安静。我和弟弟上下楼都蹑手蹑足的，只要稍稍有一丁点响声发出，小阿婆就会凶我。也许母亲病体所承受的压力只有小阿婆才真正知情。母亲是剧团的台柱子，也是家的中流砥柱。病病歪歪的母亲不能倒！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次家庭破碎，绝不能再有第二次。这种忧虑像一处亮晶晶的壁垒，小阿婆与母亲心知肚明却从不去触及，她们在现实生活里结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便是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亲情，一起为这个家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
50年代末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委，团址离我家很远；加上底楼客厅住进了一户人家，人多嘈杂，影响了母亲的休息。区委考虑母亲的身体和工作方便，建议我们搬家。她选中了延安西路949弄15号，弄堂深处新盖的一幢独立小楼，共三层，我们占中间一层。小楼带一个绿草如茵的花园和曲曲弯弯的小径。那时候全上海完成了私房改造运动，我们交出星村十号，迁入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