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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房门关着，从小间板壁缝里望进去，看见母亲斜倚床头就推门进去。发现床上摊着许多剧照，其中有两张放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四个人我全都认识：石筱英姆妈、卫鸣岐伯伯，还有我的父母亲。母亲手里捧着一本大相册，翻开的一页上也有两张相同小照片，不过是黑白的。母亲仿佛没有看见我进门，目光呆滞，眼泡浮肿，她从化妆台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徐徐地缓缓地剪那张彩色的大照片，剪下了两张照片上的同一个男人，惊得我叫了起来：“姆妈，侬为啥要剪照片？”
母亲不作回答。经历了以上两件事，傻傻的我依然不知这个美满的家已经破碎，也不知卫鸣岐伯伯滞留香港，又转赴台湾，走前还留下一句反动言辞：“将来和蒋总统一道回来！”
夫人石筱英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单方面宣布解除婚约。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只有油盐酱醋茶的家庭突然间波及了政治风雨。石筱英要与丈夫划清界线，母亲同样也要与他划清界线。母亲要我下楼去拿火柴。我蹦蹦跳跳下楼，小阿婆不肯给，理由是小囡不能白相火柴。我说是姆妈要，小阿婆迟迟疑疑从小方桌的抽屉里取出一盒火柴，自言自语：“你娘不吃香烟，要自来火做啥？”
说着跟着我一起上楼，可走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拉拉我的衣袖要我等一会告诉她火柴的用途，又悄悄下楼去了。
母亲见我拿来了火柴，就披上睡袍，移坐到圆桌旁，端来一只痰盂，捧过彩照的残片，嗤的一声，火柴划着了，一朵小火亮在半空中，母亲的手举着久久未动，很快火燃近手指，母亲又慌慌把火柴扔进了痰盂。
嗤的一声，再划亮一根，复又吹灭。
我笨笨地学舌：“小阿婆讲，火，不好白相的。”
一句话仿佛提醒了她，当她再划一根的时候，相纸的残片被点燃，那个我十分熟悉的男人翻卷了起来。我一看大声惊叫：
“侬为啥要烧爹爹？我不让侬烧！”
说着我扑上前去抢。这时珊珊及时地出现在房门口，一把将我拉拽住，我跺着脚，哇哇大哭。
大彩照相纸硬挺，在火舌的舔吻中慢慢喷出一朵蓝莹莹的火苗，渐渐燃旺，成为一团火光。楼梯上响起笃笃的脚步声，那是小阿婆半大脚在急促上楼。母亲掏出小手绢压灭了火，包起烧焦的残片。
小阿婆出现在房门口，她一定看清了散落在床上的残照，一定嗅到了弥漫在房间里的焦煳味，但她的脚步却止于房门口，斜靠在门框上缄默无语，定定地望着那只吞噬父亲肖像的痰盂。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目光。如今忆及依然椎心泣血的颤栗。目光有时远比语言还要沉重，还要具有压抑人心的力量。
母亲悄然转身，留给我们一个抽搐的背影，一个微微抽动的背影。
小阿婆忧愤的目光折断了，倔强的脑袋低垂了。苦果难尝，有谁应尝？破碎的家庭满是破碎的心！她默默地退出房门，步履艰涩地一步一步迈下楼去，就在这一刹那，我的小阿婆真正显出了老态。
离异了的父母各自守着一颗破碎的心。母亲的心碎了，父亲的心也完整不了，只是男人与女人处世的方式不同，女人容易在心里认输，而男人却永不言败——只要他一旦下了决心，再不回头，或者是错也要错到底。
一桩离婚案，绵延三载余。跌宕起伏，受伤害的岂止是顾月珍及其家人？也许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才明白了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让母亲眼泪长流不止，让小阿婆步入了衰老期，让大阿婆从此别离我的家，让那个快快乐乐的珊珊了无生气，让我这个像野小子一样的小女孩从此有了心事，有了“觉悟”：都是那个姓丁的不好，勾引了父亲……
世俗地想，如果没有丁是娥，这个家也许依旧风和日丽，父亲与母亲也许依旧相亲相爱，所以当不可逆转的境况出现时，通常的情况下第三者便是当然的罪魁。大半个世纪之前，我们都还幼小，我们也只会这样去理解。判了，离了，房子和子女都判给了母亲，舆论也站在母亲一边，从外在的形式看，父亲是一无所有地出走了，而母亲除了获得财产的补偿以外还有舆论与道义上的胜利，然而真处在寻常的百姓家里，舆论与道义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不耐饥，不御寒，回到家看上去热热闹闹，走进房却依然冷冷清清，心灵的孤寂却要独自吞饮。走出家，也是单打独斗的一杆旗，苍天之下又有谁能与她分忧？
妇女的解放与独立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又何其难啊。
同样星村十号的户主栏上抹去了解洪元的姓名，但抹不去他对儿女的牵挂。没有判离的时候，忙忙碌碌的父亲似乎很少挂念我们，离异的最初时日，他食宿于大庆里沪剧公会。有一天，他在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了一则影剧广告，努力沪剧团在永安剧场复演《八年离乱，天亮前后》，旁边有一行小字：“波儿星儿童星客串”。这就像突然牵动了他的思绪：初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波儿身体恢复了吗？星儿那么幼小也能登台演出吗？就在这则广告的旁边，是丁是娥与他的演出广告。如果仅仅是与顾月珍“对抗”，他心里或许不怎么难受，而今，他与顾月珍及子女“对抗”，他的心像是绑上了巨石，沉沉地往下坠。
事过境迁，当我也垂垂老去的时候，信手翻阅泛黄发脆的报纸：1951年12月22日的影剧广告：“波儿星儿准客串”，到了24日就改成了：“波儿星儿童星客串”，心头涌上的是椎心泣血的悲楚。努力沪剧团步履维艰啊。演戏演戏，戏却无戏，怎么能招徕观众？怎么能维持一团人的生计？改编好莱坞影片蒙受批评，上演古装戏也属错误，文化局戏改处处长于1951年10月27日作《关于今后戏改工作》报告中直白地指出：“戏曲应向现代剧方向走，主张抗美援朝就率直地描写我们抗美援朝英勇事迹，没有借用历史的必要。”“努力”的现代戏《好媳妇》曾轰传一时，但戏曲要部部进步、出出革命又怎么可能？更何况沪剧观众大多是都市里的小市民。解放以后，学听革命道理，学做社会新人，看几部革命戏新鲜新鲜还可以，但若是让他们一天到晚“革命”，那娱乐又在何处？不知节制地多演、滥演，观众如何不厌倦？顾月珍迫切追求进步，不愿搬演言情戏和老戏，业务也就日见清淡。不得已，母亲把未谙人事的儿女带上舞台，希望能以此吸引观众。
我演抗儿，随母亲来去，戏并不多。多的时间是呆在后台听叔叔阿姨们闲聊，才渐渐得知了“八年抗战”一剧的内容，也得知了我们家庭破裂的事实，得知了父亲像张忠良一样抛弃妻子儿女，另觅新欢。九岁的女孩混沌初开，善恶分明，随着出演抗儿，渐渐积聚起对张忠良的仇恨，积聚起对我父亲的仇恨。那天夜戏散场，母亲和孔嘉宾有事商议，我独自游荡于舞台与幕布之间，台下空空荡荡，台上冷冷清清，一盏晕黄的灯洒下了苍白和凌乱，我忽然想到了张忠良，心里堵得慌，就狠狠地用脚尖去踢沉甸甸的大幕。一位阿姨东张西望地奔上台来，牵住我的胳膊气喘喘地耳语：“后台门口有人寻侬。”阿姨拽着我出了剧场，遥遥一指，轻轻一推，抬头望去，路灯下有人向我招手。迟迟疑疑向前蹭，看清了看清了，那是我最亲切的身影，是我最熟悉的身姿。
我父亲！不，张忠良！两个念头同样尖锐地划过我的脑际，扯住了我的脚步。那手，仍在招，那人，仍在笑。那笑容月光下濡染得慈祥温煦。半年前，是他引领我走出死神的魔掌，生命的幽谷。一月延误，两度手术，才有我的小命。在我躺在白色病床上的时候，爹忙娘忙，只有珊珊代表他们来看我。小阿婆自觉延误了我的治疗，深感不安，每每向来医院探望我的珊珊询问，珊珊故意谎报病情严重，吓得小阿婆的脸拉成了苦瓜。有一天晚上，在我百般无聊寂寞难度的时候，房门轻轻地咔嗒一声，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笑脸：是父亲夹着凉席和毛巾被来陪我了。他笑吟吟地把席子铺在地上，说：“爹爹来陪侬，从今以后爹爹散了夜场就来陪侬。” 爹爹说话算话，从那夜以后每夜都来，一直陪到我出院。
就是这样一个好爹爹，转眼间怎么就成了张忠良？我下意识地向前蹭去，父亲的笑脸像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