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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母亲告诉小阿婆父亲已在相近的小饭铺里包饭。送饭戛然而止。显而易见，如果是父亲偏爱别家饭菜，也不是不好理解，但刻意隐瞒就不正常了。
不久，又一件事情发生了。暑假里老师规定要写一篇作文，我咬着笔杆子抓耳挠腮，捉不牢一个又一个蹦来跳去的方块字，怎么都连不成句子。我傻傻地盯着天花板，却听见母亲轻轻软软的拖鞋声，手里拎了两张报纸走进了客厅。她把报纸扔在圆桌上，人斜立于热带鱼缸前，出神地望着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小生灵，当初为爱来到解家，解洪元爱之，顾月珍因解洪元之爱而爱，一条条斑斓的小鱼儿在缸内游成了一个个小闪电，一亮一亮的带给缸外之人以温馨。一直以来，母亲将它们视作爱的见证，如今鱼儿依然，缸内清水依旧，然而曾经爱屋及乌的解洪元已许久不来侍弄他的小鱼儿了，母亲接过了接力棒，管鱼食，管喂鱼，甚至给鱼儿换水这样的事也由她来指挥了。
昔日的解洪元呢？母亲问这些小闪电，闪电看也不看她一眼，它们在这个人为的玻璃缸内嬉戏欢乐，她和他同在上海，夫妻俩聚少离多，即使回来了也仿佛忘了把魂灵儿一起带回来，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个人经常相对无言。也许不能言说的都写在了眼睛里，父亲也怕母亲眼睛里的问号，为了躲避匆匆来去。顾月珍想着想着泪珠儿就一滴一滴跌进鱼缸里，泪珠好大好沉重，一滴一滴竟化出了涟漪，惹得鱼儿一片惊慌，上上下下急急逃遁。
“姆妈，侬哪能了？”
“阿波囡……”
此时偏偏一身轻装的父亲走进来，蓝白相间的运动衣，白面蓝边的网球鞋，手里提了一只线兜，兜里晃着一只篮球。看样子刚刚从球场下来，那精精神神的样子像一个少年。父亲满面带笑，也许他也想化解这场家庭危机。这时一阵风吹下了两张报纸，父亲殷勤地捡起，不看则已，一看则怒气冲天。上面一张开着天窗的报纸他上次见过，另一张完好无损的报纸却“补充”着“天窗”的内容：一段丁解的婚外情。解洪元一下子沉下了脸：
“侬啥意思？这种无聊小报也好相信？”
母亲幽幽地说：“上次侬讲是啥？”
“是啥是啥，是瞎七搭八一派胡言！”父亲的嗓子亮了起来，沪剧生角从来没有在家里高亢过。但是犟着嘴的父亲却不敢直视母亲那双忧郁的眼睛。
“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侬以为人人都是聋……”
只见怒不可遏的弱女子举起一只烟灰缸扔向鱼缸，那玻璃的缸如何经得起这一砸？砸出一个大洞，一股水流如瀑布奔流，携带着鱼儿冲出来，地板上发大水了，斑斓的热带鱼活蹦乱跳，在地板上作最后的挣扎，一会儿就像一张张彩纸粘在地板上了。
母亲似乎也被自己的举动吓呆了，急急起身想挽救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纤纤玉指被碎玻璃扎出了血，殷红的颜色瞬间如花盛开，过了好久才哇的哭出声来往楼上冲去，地板上印下了点点上行的血迹……
玻璃缸碎了，水流失了，小鱼儿不复存在。但鱼缸碎了可以重置，鱼儿没了可以重买，物的缺损再贵也有价，心儿碎了一角从此就再难复原。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甚至是半年多了，母亲独饮这杯苦酒太久太久了。
人是需要交流需要沟通的，心里有了疙瘩，依然存在心里，没有地方可以倾诉，也没有亲人可容哭诉，说起来偌大一个上海滩认识的人还真是很多，但细细想来可以一吐心曲的居然一个也没有。想当初为了一份感情不管不顾地嫁给了解洪元，如今骄傲的母亲怎么肯承认输给了另一个女人。郁闷积成了块垒，就像是渐渐堆积了火药，胸口堵塞得没了出路，心灵之河总渴望能找到一条可以泄洪的通道。可是有了一份私心的父亲哪里知道爱情是排他的，友情才可以共享。而他与顾月珍之间的爱情也像用旧的机器那样，需要用时间用感情去擦拭去维护。心河有桥，才能心曲相通。然而事业有成的男人野花要拈，家庭也要；可母亲不能容忍与另一个女人分享一个男人的感情。这就难免会引爆一场家庭战争了。
第三部分第10章 暗风吹雨入寒窗（1）
当太阳再度升起，这个家看上去还跟从前一样，客厅里少了一件热带鱼缸摆设，有谁会留意呢？只是随着热带鱼缸和五彩小鱼儿的消失，小楼渐渐失却了人气的温热，就连天井里的阳光也仿佛骤然间稀薄了许多。
1948年是蒋介石溃逃台湾的前一年，政治传闻如雪片飞扬，人心浮动，上海的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上海滩的富人们卖厂卖房飞鸟各投林，城市贫民恰如笼中困兽，面对暴涨的物价，面对动荡的时局，自救乏力。8月19日蒋经国以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身份，率领他的“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等坐镇中央银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在币制改革之初，当局对各戏院实行票价限额：上艺剧团原来前座票价为老法币一百元，之后限价为金圆券三角三分。三角三分能派什么用场？八月初能买一升半米，到了十一月就只能买一盒火柴了。再往后，店里买东西，店员都懒得数钱，纸币干脆论斤称。那是一个多么怪诞的时局啊！解洪元在《沪剧周刊》上撰文称“票价问题已临末路”，激起上海滩演艺界的强烈反响，恰逢“经改”夭折，社会局局长吴开成，恩准票价提到八角五，其时物价继续暴涨，各沪剧团紧接磋商，力争票价提至一元五角，仍然难以度日，数度调整，票价总是难追物价之尾。而且更难的是票价一旦调整，观众就裹足不前，戏院门口越来越冷清了。
那个短命的“经改”，曾在我的记忆里留下刻痕。有一天傍晚，星村弄堂里一改往常的宁静，碎杂的脚步声之后便是响亮的口号：“只打老虎，不打苍蝇！”……
一支青年打虎队冲入一家私宅，那是一位富商藏娇的金屋，姨太太的公馆。
一群淘气的孩子不懂事，呼呼啦啦蜂拥而去，我也夹在中间看热闹。可人太多我太小，挤来挤去只看见别人的后脑勺。人群拱过来拱过去，推推搡搡，我也随着人流涌动，突然不知是谁在背后猛推我一把，一个踉跄跌进富商家的天井里。
夕阳的余晖滑落在夹竹桃树上，溅起满院苍凉的暗红，昏昏的暗红里有几把乌黑锃亮的手枪闪着冷光，我的目光与一个持枪者相遇，我只觉得背脊骨丝丝发冷，他的声音像一串冰雹：“你——是这家的小人？”
心，像是在耳朵里蹦，鼓噪得生疼，我吓得竟然说不出半个字来。这时旁边有人说风凉话：“她爹娘是唱申曲的角儿，上两个月在弄堂里为儿子办满月酒，金货银洋样样有，要不要去抄一抄？”
我吓得转身就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发现往日总是大开的门紧闭着，我拍门拍得山响，半天无人来应，再一看左邻右舍全都大门紧闭。我都哭出声来了，一哭把门哭开了。小阿婆只细开一条门缝，把我拉进去又砰的关紧了门。
楼上，母亲与珊珊站在窗口遥看邻人的家难，太远看不清，却依然很起劲地张望，我颠三倒四、气喘吁吁地复述几分钟前的险遇，随即母亲脸色由红转暗、转灰、转青，一种无形的紧张弥漫开来，这时隔壁人家的任何一点响动传来，都会让人惊心，下面天井里，小阿婆和奶妈惶恐地站着，一直到打虎队离去，我们家才烧晚饭。夜已很深了，恐惧使大家忘了饥饿。此后一连好多天，我们家惶惶如惊弓之鸟，很害怕哪天打虎打进我们家。
还好总算是虚惊了一场，我们家没有成为“老虎”。
对白手起家的解洪元来说，这辈子好不容易扯起了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当上了“上艺”的老板，万万没想到的是命运给予他的只是两年的辉煌。1948年下半年度日如年。如此低廉的票价艺员温饱难度，为维持生计，就要动脑筋，解、丁在日、夜场之间增唱电台，另外广接堂会，各艺员轮流出场，以分红利，以解生存的窘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一种从众心态，虽然人人都有恐惧，过了今日不知明日，可由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度过了明天依然还有明天，所以一方面是紧张，一方面也是由百般无奈而坦然：别人怎么过我也怎么过。而对解老板来说，两年的辉煌给了他极大的勇气。那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