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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黑得可怕，黑得恐怖。好像在这个世界里，从来也不存在过光亮似的，或者，起码在梦中人的记忆里，早就消失了光亮的概念。她觉得她醒了——她说得确切不移，但于而龙不那么深信，因为梦境和现实有时会惊异的相似，难解难分。确实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怪诞不亚于梦境；而梦境里的刹那悲欢，在现实中会一再重现。于是他说：“没准是你梦魇着了！”芦花摇摇头：“不，我醒了！”好吧，也许她醒了，生活里有这种可能，在黑夜里，明明醒着，眼睛瞪得大大的，但实际上和睡着也无啥大的差别。于是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一个脚步声，朝她住着的那座草棚走来，“谁？”她立刻警觉地问着自己的心。
那是石湖支队差一点点就在石湖上站不住脚的困难时刻。所有应该离开支队，无法再坚持下去的队员，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手段，离开这一支初创的革命队伍。只有一个人，他是完全属于那种应该离开的人，但他偏偏没有走。难道是他？芦花思忖着。
他终于也要开小差了。
然而，他围着她的草棚转悠是为了什么呢？脚步声很轻很轻，是想来杀害她呢，还是打算来奸污她呢？那时，她是支队惟一的女战士，也许他在离开以前，给支队一点报复。那是他完全做得出来的，而且他分明知道，她恨他，从来不给他一丝笑脸。现在，她被恶性疟疾缠得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于是她大声地叫喊起来。一会儿，脚步声消失了。
“绝不是梦！二龙！”她对侦察回队的于二龙说。
“你在发烧，脑门子都烫手，好好躺下，别说胡话！”
她用虚脱衰弱的声音说：“他没开小差吗？”
“你说是谁？”
那烧得通红的脸颊上，泛起一丝疑云。
在那个漆黑的世界里，是什么都可以强奸杀害得的，甚至人心民意；那些崇高的理想，神圣的意志，美好的愿望，幸福的向往，都曾经被踩在泥土里，受到践踏和蹂躏。因此，于而龙对眼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就虽然心伤而并不奇怪了，于是不再想那个梦。现在在他眼前，原来埋葬芦花的地方，如今是一条宽阔平坦，涂着黑色油渣的公路，顺着湖滨，延伸到望不见尽头的远方。
江海给他介绍，这是他和地委一些老干部，十年前当小工，亲自修过的公路：“不仅可以通往县城，通往省会，还通往首都呢！”如果真是那样，于而龙想：芦花，在你化为泥土，为后代修铺的公路，倒多少像精神上的纽带，把我们连结在一起呢！
三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当人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离开石湖的时候，或许是王纬宇的有意安排，要不，就是抬担架的长生和铁柱的好意，故意多绕几步远，来到那棵高大挺拔，亭亭如盖的银杏树下，向芦花的坟茔告别。
于而龙记得那时，新坟上也才只有几支纤细的、弱不禁风的枯草，在寒风里瑟缩。
坟不大，矮趴趴的，墓石也平平常常，不那么突出，只是那殷红的颜色，使人联想到血，石碑上的五角星，好似死者明亮的眸子，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彩。其他，再也找不到什么特殊之点。这是当时游击队员的心意，也非常符合那个女指导员的性格。好像众人还费了好大口舌，才制止住王纬宇代理队长，打算大搞大弄的做法。他要搞一座陵墓，还要修一座纪念碑。这个曾经亲手拆毁过自己亲爹坟茔的王纬宇，以人们不可理解的积极性，向支部建议，向骨干游说：“芦花的血不能白流，我们总要让她在这世上留下些东西。死者的遗愿，生者的责任，我们活着的人惟一能尽到的心意，也就是这些了。”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时候，生活在群众中间，死了以后，也应该普普通通，平平常常。队员们，尤其是那些老同志，都这样说。因为他们深知芦花的心意，她绝不会同意自己和众人不一样的，于是王纬宇的主张才算告寝。其实，历史就是这样的，碑石是树立在人民的心灵中的。
哦，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冬天啊！
“歇会脚吧，长生！”老林哥招呼着。
王纬宇咬着嘴唇，那种他们家族特有的嘴角皱纹，深陷地抠了进去，默默地先在新坟旁边站住了。
大部分恋恋不舍的战士和支队干部，早被于而龙挡了回去，因为他从那些朝夕相处了快十年的战友脸上，看见的并不是送别，而是送葬的沉重心情，心里无论如何不是那么愉快的。于是他挥手叫他们停步，王纬宇也帮助劝说着大伙：“同志们，别远送了，支队长到医院去取出弹片，就会归队的。”
（这块从大腿股骨里取出来的霰榴弹片，一直保存在谢若萍身边，那时，她还是个见习医生。）
“早点回来呀！支队长！”
“给我们写信来……”
“什么时候回队，告诉一声，我们去接你。”
尽管人们嘴上讲，但谁都不相信，因为他从黑斑鸠岛上活着回来，大腿肿得比腰还粗，再蒙受芦花牺牲的打击，死里逃生，亲人阵亡，身上还残存着弹片，能否再经得起复杂的大手术？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反正战场上是没有他的事了。
那些无声的语言，他从人们脸上看得出来，不仅他们，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像断了翅膀的雁，永远退出战斗序列了。然而，战争之神并不曾把他抛弃，他在马背上又度过几年征战生涯，一直到王爷坟为止。而他们，那些石湖子弟兵，绝大部分倒早早地离开了人寰。
王纬宇、老林哥，还有几个同志，一直随船送到三王庄，尤其是站在新坟旁边的王纬宇，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情——躺在担架上的于而龙看出来是惜别之情，仿佛有着无限心事。
当时，他理解王纬宇的心情，大概是肩头上压着扁担时的沉重感，已经没有精力顾到其他了。更多的倒是对于工作的忧虑之心，队伍要升级，改成正规部队建制，人员要扩充，准备去解放县城，还极有可能离开本乡本土，开赴到外线去作战。
“都撇给你了，老王，一摊子百八十口人，许许多多的家务事，统统给你留下来了。”于而龙敢赌咒，是半点幸灾乐祸之心都不抱地讲出来的，因为他正是于而龙向阳明竭力推荐的人选。一九四七年战争朝外线扩展，那年头各处都需要人手，干部奇缺，就像猛然间长大的身材，衣服鞋袜顿时嫌小了，现做现缝也来不及。一个小小的石湖支队，实际上也就是县大队罢了，要准备扩成一个团的建制，需要多少人手啊！那时江海已经改编完毕，进入山东解放区了。因此，阳明政委让他死心，自己想办法物色人才，培养干部，上级只能抽走干部，而绝不会再派干部来的。就这样，他向领导建议，由王纬宇代理队长职务。
但他替王纬宇担心，因为支队的基本骨干，多半是老同志，芦花的影响还是深的。虽然芦花牺牲以后，他的组织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那封血写的入党申请书总算没有白费），但“七月十五”的论点像幽灵一样，在背后议论，所以大家并不十分相信于而龙的推荐是绝对的正确。因此，可能使他开展工作，感到扎手。而且还有点对他歉疚之处，因为他一年内连续负伤，精力实在不逮，队伍不曾整理得那么干净利落就交给他，像一只箍得不紧的木桶，有些稀里哗啦，很觉得过意不去。
他记得他们当时手握得多么紧呵！可以肯定，王纬宇是非常激动的，至今还能记起，清清楚楚地记起，印象特别深刻地记起来，站在芦花坟旁的这位两颊凹陷、鬓发如刺的二先生，手是冰凉冰凉的，而且在不安地颤抖。
——我想我还不至于说错（虽然他必然要矢口否认），那时，我们这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刚刚度过了他生命史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关头。还记得他在获悉胡宗南侵占延安的消息时，在有些解放区重新落到国民党手里时，在我们石湖支队又一次濒临困难境地时；也正是他那位令兄向他招手，要他采取离心攻势时。哦，他真有过一阵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