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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革（和）命最坚决的人，就是那些表现最优秀的人。谁也不能说王杰的光辉程度就不及雷锋。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认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形、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踏了千里马，就连普通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要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和）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你们真的认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我们说，你表现不好，比如：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不学不用毛主席著作等等，就是出身于红五类中的前三类（革干、革军、革烈），也一点没有用处。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的同志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因为：“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又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经不起风浪，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和）命初期，那些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颇为令人羡慕的好汉们，后来不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吗？他们保险吗？而领导无产阶级伟大革（和）命事业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等，×××同志还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惧怕毛XX思想，不贯彻党的政策，又怎么能相信革（和）命的青年？可笑！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绝不会在接班人的条件中写上出身这一条的，因为他的政策最正确，路线最鲜明，在他领导下，青年也就最保险。否则，纵然如革（和）命胜利后驱逐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青年出身都不错，也是不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像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不像！这是“阶级偏见”，它和无产阶级无缘，和小资产阶级倒挺亲近。这些人头脑里没有树立公字，私有意识浓厚，所以度己度人，没有不变样走形的，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和）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和）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和）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和）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和）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自来红
“是北京的一种月饼的名称。
我们必须相信毛XX思想哺育下的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我们不允许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当然，任何一个有出息的青年都应该下定决心改造自己。这样即使影响不好，也能变坏事为好事，变阻力为鞭策。如果没有这种决心，那也就无所谓有好的政治表现，也就不堪设想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1961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和）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和）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和）命吗？于是谭力夫也说他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上那么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像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北京日报》也大登红五类出身青年的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
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
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
四、“……”。假使这就算迫（和）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样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它寿终正寝了。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修正主义集团当政之时，每年大学招收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五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和）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此。根据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搞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身不好，别人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