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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本的内容，编者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学的好坏，即使是“鸟瞰”，恐怕现在只有“赵景深氏”知道。〔１４６〕况且译者在篇末大抵附有按语，便无须编者来多谈。但就大体而言，全本是并无一致的线索的，首先是五个作家的像，评传，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译一篇传，或有了评传而搜求一篇文或诗。这些登载以后，便将陆续积存，以为可以绍介的译文，选登几篇在下面，到本子颇有些厚了才罢。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１４７〕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ｎａｔｉｏｎ”译作“民众”〔１４８〕，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
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１４９〕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一直后来，则《沉钟》月刊上有冯至先生的论文〔１５０〕；《语丝》上有Ｌ。Ｓ。的译诗〔１５１〕，和这里的诗有两篇相重复。近来孙用先生译了一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页之多，《奔流》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只好另出单行本子了。〔１５２〕契诃夫〔１５３〕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日本曾为他开过创作五十年纪念会，俄国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为他死后二十五年纪念，这里的插画，便是其中的一张。我就译了一篇觉得很平允的论文〔１５４〕，接着是他的两篇创作。《爱》是评论中所提及的，可作参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间》，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长，只得作罢。《熊》这剧本，是从日本米川正夫译的《契诃夫戏曲全集》里译出的，也有曹靖华先生的译本，名《蠢货》，在《未名丛刊》中。俄国称蠢人为“熊”，盖和中国之称“笨牛”相类。曹译语气简捷，这译本却较曲折，互相对照，各取所长，恐怕于扮演时是很有用处的。米川的译本有关于这一篇的解题，译载于下——“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尔修剧场，看法国喜剧的翻案《对胜利者无裁判》的时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这脚色的演员梭罗孚卓夫的本领，便觉到一种诱惑，要给他写出相像的脚色来。于是一任如流的创作力的动弹，乘兴而真是在一夜中写成的，便是这轻妙无比的《熊》一篇。不久，这喜剧便在珂尔修剧场的舞台上，由梭罗孚卓夫之手开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
为了作这成功的记念，契诃夫便将这作品（的印本上，题了）献给梭罗孚卓夫。“
Ｊ。Ａｈｏ〔１５５〕是芬兰的一个幽婉凄艳的作家，生长于严酷的天然物的环境中，后来是受了些法国文学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曾介绍过一篇他的小说《先驱者》，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如这一篇中的艺术家，感得天然之美而无力表现，正是同一意思。
Ａｈｏ之前的作家Ｐａhｉｖａhｒｉｎｔａ的《人生图录》（有德译本在《Ｒｅｃ
ｌａ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中）〔１５６〕，也有一篇写一个人因为失恋而默默地颓唐到老，至于作一种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来换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说明原因之后，就死掉了。这一种Ｔｙｐｅ〔１５７〕，大约芬兰是常有的。那和天然的环境的相关，看Ｆ。Ｐｏｐｐｅｎｂｅｒｇ的一篇《阿河的艺术》〔１５８〕就明白。这是很好的论文，虽然所讲的偏重在一个人的一部书，然而芬兰自然的全景和文艺思潮的一角，都描写出来了。
达夫先生译这篇时，当面和通信里，都有些不平，连在本文的附记上，也还留着“怨声载道”的痕迹，〔１５９〕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为当初原想自己来译，后来觉得麻烦，便推给他了，一面也豫料他会“好，好，可以，可以”的担当去。
虽然这种方法，很像“革命文学家”的自己浸在温泉里，却叫别人去革命一样，然而…
…倘若还要做几天编辑，这些“政策”，且留着不说破它罢。
Ｋｏｇａｎ教授的关于Ｇｏｒｋｙ的短文〔１６０〕，也是很简要的；所说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发点和变迁，大约十分中肯。早年所作的《鹰之歌》有韦素园先生的翻译，收在《未名丛刊》之一的《黄花集》中。这里的信〔１６１〕却是近作，可以看见他的坦白和天真，也还很盛气。“机械的市民”其实也是坦白的人们，会照他心里所想的说出，并不涂改招牌，来做“狮子身中虫”〔１６２〕。
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以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眼前的例，就如张勋〔１６３〕在时，盛极一时的“遗老”“遗少”气味，现在表面上已经销声匿迹；《醒狮》之流〔１６４〕，也只要打倒“共产党”和“共产党的走狗”，而遥向首都虔诚地进“忠告”了。至于革命文学指导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遥于巴黎，“左翼文艺家”蒋光Ｙ先生之养疴于日本（ｏｒ 青岛？）〔１６５〕，盖犹其小焉者耳。
Ｖ。Ｌｉｄｉｎ〔１６６〕只是一位“同路人”，经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传。别的作品，我曾译过一篇《竖琴》，载在去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
东欧的文艺经七手八脚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际，北欧的文艺恐怕先要使读书界觉得新鲜，在事实上，也渐渐看见了作品的绍介和翻译，虽然因为近年诺贝尔奖金屡为北欧作者所得，于是不胜佩服之至，也是一种原因。这里绍介丹麦思潮的是极简要的一篇〔１６７〕，并译了两个作家的作品〔１６８〕，以供参考，别的作者，我们现在还寻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
但因为篇中所讲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现较早的如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Ｂａｎｇ〔１６９〕等，都没有提及。他们变迁得太快，我们知道得太迟，因此世界上许多文艺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在他们那里死掉了。
跋佐夫〔１７０〕在《小说月报》上，还是由今年不准提起姓名的茅盾〔１７１〕先生所编辑的时候，已经绍介过；巴尔干诸国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国最为熟识的人了，这里便不多赘。确木努易的小品〔１７２〕，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横泽芳人的译本重译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Ｖ。Ｌｉｄｉｎ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也不见他的姓名，这篇上注着“遗稿”，也许是一个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罢。
末两篇〔１７３〕不过是本卷前几本中未完译文的续稿。最后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艺与批评》〔１７４〕中印出，本来可以不必再印，但对于读者，这里也得有一个结束，所以仍然附上了。《文艺政策》的附录，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和《关于科学底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也已译载《文艺与批评》中；末一篇是Ｍａｉｓｋｙ的《文化，文学和党》，现在关于这类理论的文籍，译本已有五六种，推演起来，大略已不难揣知，所以拟不再译，即使再译，也将作为独立的一篇，这《文艺政策》的附录，就算即此完结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
〔１〕 《奔流》编校后记十二则，最初分别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