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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休息吧！”关书记说，“该‘说清楚’的问题继续往清楚里说。那件……‘麻哈’事嘛，我答应你的要求，不再追究了！”
唐生法站起来，蔫蔫地走出去。
关志雄书记闭上门，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突然想起那潮湿憋闷的地窖，那黑缎似的柔软光滑的生狗皮，那干净的半新的被子，那热烘烘的烫人皮肉的火炕，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饱满的乳房和挤压出来从眼眶流过鼻翼流进嘴角的奶汁……这地窖里的隐秘至今尚不为第三个人知晓，如果要他说清楚，他能说得清楚吗？关志雄书记的心绪波动了一阵儿，就恢复了常态，并不影响他继续以胜利者的宽容去批阅那卷宗里有关唐生法文革作乱的材料……
学习班结束了。唐生法“说清楚”了一些应该说清楚的问题，还有一些必须“说清楚”而怎么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按照惯例先“挂起来”。唐生法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撤了。他是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进入“三结合”革委会的。后来老人家指示说“群众代表”不要脱离生产，关志雄立即执行照办不误，把唐生法给支使回东唐村去了，他不满意也叫他说不出口。到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唐生法闻风而动，一长排列举关志雄排挤打击造反派的大字报就贴在公社大门两边临着大街的围墙上。关志雄迫于形势。又把唐生法从东唐村请出来，安排到公社农具厂任厂长，他满意与不满意参半。关志雄也是颇伤了脑筋，无论如何不情愿给自己屁股后边安插一双挑剔的眼睛，塞到农具厂总比他撑在公社大院要好些。现在，唐生法的厂长职务也给撤了，一切职务都给撤光了，让他也尝一尝“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的滋味儿。
唐生法得到处理决定后，胡须芜杂的脸色不仅没有羞愧，反而缓和松弛下来。他原先估计自己多半得坐牢，而实际只是撤职回家。不过，他并没有表示感激，只是说他完全接受组织处分。关志雄看得出来，唐生法内心并不服气，只是再无丝毫的能力和热量反抗罢了。
对唐生法的处理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人们几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二年”。人们又反过来说关志雄宽宏大量。其实关志雄心里清楚，新的政权所实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区别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缩小打击面，对“文革”中作乱的人也决不以“四人帮”的残酷办法整治，只是择其罪大恶极者予以惩处，一般人“说清楚”错误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东唐村去了。
关志雄在河西公社继续担任党委书记，工作自然很忙，他却精力充沛，心劲十足。两年之后，到1979年的春天，他与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尴尬境地……
十
关志雄收到一封经别人捎来的信。信封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牛皮纸糊成的，没有经过邮局自然也就没有邮票和邮戳，里面却装得鼓鼓的，拿在手里掂掂，很有点分量。他撕开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着“唐生法”的名字，心头不由一紧，就从头至尾读下去——
关书记：
你好，一定很忙。
我本想找你谈一次，一是考虑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搅；二来我怕见了你反而把想说的话说不清楚，因此写这封长信。
你给我爸平反了，我爸经你重新安排为东唐村的支部书记了。“四清”运动中没收我们家的房屋和粮食以及钱款也都退赔了。我们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亲，对你十分感恩。我却没有这种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条罪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地富路线以及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全部推倒了，一分钱的问题也不存在了。当你今天以公社党委书记的身分宣布给他平反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当初你做为“四清”工作团团长给他整治下这些莫须有的罪状的做法有点荒唐？
我爸是东唐村农会主任，是东唐村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党员，自建立起农业社自然是第一任农业社社长，后来就是中共东唐村支部书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作为儿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东唐村的平反大会上看到的社员的情绪就明白八九了。你作为“四清”工作团团长把这样一个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跑的老农民打倒，而且没收财产残忍到连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无动于衷吗？
在整个河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以及普通社员，在你领导的“四清”运动中遭受和我父亲一样冤情的人有多少？你会比我知道得准确；而我只知道大约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干部全都变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变成了“地富反坏”敌对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体味他们十四五年来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你面对这些无辜农民，心情能不感到一点愧疚吗？
我当时高中毕业回乡，受聘为小学民办教师，一月十块钱补贴费，其余和社员一样挣工分。我父亲亲自指示生产队给我只记相当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干的“轻省活”。我在两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当时的校长和教员现在都活着，可以了解。而我因父亲的倒台也被从学校清除回家，替换我的竟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你想想和我一样受歧视的那许多被整治的干部的亲属和子女，他们心里是怎样地不受活。
“文革”开火了，我豁出去了。反正我已经人鬼莫辨了，造你关书记的反，出一口气，让你也甭那么自在地过日子，我就泄了恶气了。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和结局，我不会后悔。我被撤职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后悔。只是你总要我“说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现在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四人帮”们大闹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风，就是为了报仇。
当你急急忙忙赶到河西公社一个又一个村庄去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农民平反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自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余年干了怎么一回蠢事？而你能把这蠢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你当初那么卖力地干这件蠢事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说清楚”吗？我以为你现在说不清楚。其实，现在根本没有人要求你“说清楚”。
我现在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我做下了你认为尚未完全“说清楚”的错误，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说不清楚的错事，你我十几年来的仇视和互相伤害，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同是一个我，既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我曾被推选为模范教师），又可以是一个凶恶的迫害革命干部的打砸抢分子（譬如对你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同是一个你，既可以以“团长”的名义把全公社上至支书下至会计出纳的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一齐扫荡，然而你又可以以党委书记的名义给他们一个一个平反，你不觉得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么？
这场悲剧的痛切之处还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义发生和演化着。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义去造反的。譬如你，也是以同样堂皇的名义进行“四清”运动的。而这两场运动的共同结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现在普遍滋生起一种厌恶政治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不难理解，政治在多年来变幻莫测的动乱中最终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义，变得不是于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听之闻之就顿生厌恶之情了。说句难听话，当人民最关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后使人民终于发觉它不过是一块抹布的时候，哪儿脏就朝哪儿抹而结果是越抹越脏的时候，自然就明白这块抹布本身原来就是肮脏污秽的一块布，那么它就只能使人失望以至厌恶了！
听说你正在与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做工作，想给我恢复民请教师的工作。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现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师的工作。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可以说是臭名远扬。我现在为自己的恶劣行为懊悔不迭。我无法站在讲台上向幼稚的孩童去做“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的事。一句话，我现在还不能恢复面对那一双双纯洁天真的孩子的眼睛时自尊自信的勇气。我作过乱，我骂过人，使用的是最肮脏的语言。我打过人，拳头和脚都使用上了。我造过谣，不惜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以置对方于死地而为目的。我搞过阴谋，用最不光彩的手段去达到最堂皇的目标。我尚未从自己的心里彻底扫荡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