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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建成，共计占地21。3万平方米，车道全长2110米，5 层看台大楼的建筑面积达3。5 万平方米，全天候跑道可容
8 至12辆马车出赛。场内有世界第一流的巨型电子影像显示屏幕，还有电子售票派彩机。此外，场内还设有电话投注服
务，并设“合法外围投注站”。投注分独赢、位置、连赢、三重彩和六环彩等。它是亚洲第一座赛马车场，也是东南亚
最大的赛马车场。
1980年9 月6 日，这是叶汉扬眉吐气的日子。这天，在宏伟壮观的赛马车场上，举行了盛大的赛马车博彩活动的揭
幕典礼，港澳不少政要商贾名流前来祝贺捧场，新澳督伊芝迪（第123 任澳督，1979年到任）主持了开幕仪式。1。5 万
个马车迷和观众云集场内外，平日人烟稀少的凼仔，一时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作为赛马车会主席的叶汉，这次算是大出了一番风头。
开幕典礼之后，举行了第一场马车比赛。这一项全新的博彩赛事，给沉闷的澳门博彩娱乐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按照叶汉与澳门政府签订的专营合约，他拥有20年经营权，每年须向政府缴纳专利税450 万元。
赛马车会的成功举办，使一度在赌坛失意的叶汉又再度风光起来。
不用说，这场赛马和赛马车之争，叶汉是大大地战胜了何鸿燊的。在几乎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澳门的博彩
业出现了两大赌王，一个是掌管赌场的何鸿燊，一个是掌管赛马车场的“职业赌枭”叶汉，两人几乎平起平坐，不相伯
仲。
然而，叶汉此时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奋斗、抗争了将近一辈子，直到人生的黄昏时段，才取得这样一个显赫地
位，心情并非旁人想像的那么痛快。在一段兴奋过后，回望走过的坎坷道路，他甚至有几分酸楚，有几分悲凉。他觉得
自己成功太晚了，看看前面所剩的岁月，他几乎觉得这样争强斗胜太没意思了。
然而，转眼之间，叶汉又全身憋足劲。他太容易受外界的刺激了，难怪他的对手们认为他缺乏“定力”。
如果赛马车不断取得胜利，叶汉或许会慢慢变得无精打采；如果赛马车疾速陷入人力无法逆转的绝境，叶汉也可能
会变得心如死灰 。糟就糟在赛马车生意红火了一阵子之后，行情渐渐跌了下来。虽然进账不薄，但与每场赛事的庞大开
支比较，还是入不敷出。
更令叶汉头痛的，是何鸿燊开始全力攻击他。
当时，叶汉还是“娱乐公司”的股东之一，虽然卸去了一切职务，但仍持有近10％ 的“娱乐公司”的权益。何鸿燊
不断向叶汉施加压力，使叶汉难于招架。为了集中人力和财力挽救危机重重的赛马车，1982年，叶汉把他在“娱乐公司”
的所有股权，以3 亿港元的价格套现，转让给香港商人郑裕彤。
那么，郑裕彤又是何方神仙呢？
此人亦非等闲之辈。
郑裕彤不仅是叶汉的朋友，也是何鸿燊的朋友。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曾两次染指赌业，一次是与叶汉合作，企图
推翻何鸿燊一手遮天的“娱乐公司”，夺取澳门赌业的专营权，但没有成功；另一次是与何鸿燊等人合股，在伊朗开设
跑马场，想赚阿拉伯人的钱，最初大获成功，赚了很多钱，但不久，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国王巴列维倒台，流
亡法国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并接管了政权。政变发生之后，马场仍继续开了3 个月，突然在此后的某一天，一
群阿拉伯人冲进马场，把电算机等设备砸了个稀巴烂，这项5000万美元的投资就此报销。
由此至少可以看出，郑裕彤对赌业情有独钟。
此公其实是一位投资高手。如今，他在香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与李嘉诚、李兆基、郭氏三兄弟并称为香港地
产界四大巨子。他还是名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周大福珠宝”的大股东，是一位“珠宝大王”，当今广东省的高速公路，
就是他投资内地的项目之一。郑裕彤的投资理论是：“凡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生意都有作为，女人喜爱珠宝，举世皆然
；人要住屋，年轻人成家后自辟小天地，对楼宇便有大量需求，做这些生意不会错到哪里！”
他对赌业的投资解释为：“与民生无关，但与人性有关。”
在叶汉出售“娱乐公司”的股权给他的时候，郑裕彤已经是叱咤香港工商界的风云人物。
郑裕彤只受过小学教育，15岁时因为日寇侵华，在父亲安排下，由故乡顺德到澳门投靠经营周大福金铺的至交周至
元，开始在店里打杂，3 年后升为主管，并娶了老板17岁的女儿为妻。婚后两年，即1945年，郑裕彤奉岳父之命到香港
皇后大道中开设“周大福”分行。1956年，周至元与合伙人年事已高，便将生意转让给郑裕彤，在他的苦心经营下，
“周大福”如今成了香港三大金行之一。
不过，使郑裕彤成为超级巨富的，不是黄金生意，而是地产。1970年，他与香港商界、金融界巨子何添、郭得胜及
何善衡等，合股成立新世界发展公司，全面向地产进军。他以1。37亿港元，向太古洋行购入尖东“蓝烟囱”旧址，用来
兴建新世界中心酒店、购物商场以及丽晶酒店，这幢美仑美奂的欧洲式建筑物，成为新世界集团的标志。此后，郑裕彤
把准机会，四面出击，频频得手。
1982年，郑裕彤加入“娱乐公司”，从此，澳门博彩业进入了何鸿燊、霍英东、郑裕彤三大巨头并驾齐驱的新时期。
霍英东虽然是“娱乐公司”最大的股东（占40％ 以上的权益），但和郑裕彤、叶德利这两个较小的股东一样，只管
拿钱，不管赌场的具体业务，澳门赌业的经营大权完全落在何鸿燊一个人手中。
剔除叶汉之后，内部再也没人跟何鸿燊争权夺利了，他开始以一家之主的姿态，更加广泛地博取民心以及澳门政府
的赏赉。1982年8 月，他个人捐资2000万元，兴建澳门新口岸体育馆；同年12月，他再次和澳门政府就赌场经营续约，
主动提出增加公司上缴政府的赌税：从1983年1 月起，盈利税率由10。8％ 提高到25％ ，1987年1 月1 日开始，每年递增
1％，一直到30％。当时的澳督高斯达（第124 任澳督，1981年5 月到任）曾公开称赞何鸿燊，他说：“我个人和政府都认
为，博彩业在澳门的存在，并不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更坏，它带来的利益大大补偿了社会观念下所引起的不适当之
处。……感谢这次参与谈判和签署博彩经营合约的人士，特别要感谢娱乐公司的总经理何鸿燊先生，何先生和政府衷诚
合作，他经常将公司的利益与澳门整体利益互相协调，致力于繁荣澳门经济，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赞扬！”
既然已经彻底退出“娱乐公司”，叶汉便对旧冤家那边的好事坏事，尽量不闻不问。事实上，他对何鸿燊憋着满腹
怒火，只是无暇骂人罢了。
自赛马车营业以来，尽管叶汉作了很大投资和努力，但投注额一直不理想。他原来预期每年的投注额至少应该有5
亿元，但1981年，总投注额只有1。3 亿元，然后逐年下降，1982年不到1 亿元，1983年跌到6000万元，1984年更跌到了
4400万元，使得赛马车公司连年严重亏损。
叶汉实在不甘心，他不能让旧冤家看自己的笑话，于是不断追加投资，想尽招数。1984年8 月，澳门马会车成立4
周年之际，叶汉专程从泰国请来四面佛铜像，供奉于马场，希望藉此吸引游客，带旺赛事。这也可说是黔驴技穷了。
即使求助佛祖，赌客也未见增多，马车会照旧亏本。面对叶汉这种惨淡经营的境况，有些好心的旧友开始责备他，
讲他不该赌气退出“娱乐公司”，不该出卖股权，并说霍英东、郑裕彤等人眼下如何大把大把赚钱。
这些话不啻于朝叶汉的伤口上抹盐粉。叶汉说：“何鸿燊向来只把我当个摆设，我看不过眼。我为什么不干了？第
一，我不是为了钱；第二，是免得时时摩擦。不如让他发啦！真的，如果不是何鸿燊争权，我不会走，也不会退股不捞！”
1986年，叶汉和何鸿燊之间又大闹了一场，由于事头是何鸿燊惹出来的，结果难辞其咎，只好赔钱息事。
这年，春风得意的何鸿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 ）电视采访。谈到开赌场，自然谈到叶汉。在谈到叶汉为何退出
“娱乐公司”时，何鸿燊说叶汉不肯引进新技术和外国的赌博方式，故而退休，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