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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并是没有别的固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消失。如其说是由于人类心灵败坏的结果。还不如说由于法律所规定的，人们乐于接受的服从造成。
家庭的法律和社会的基础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家庭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其它矛盾的第二个来源，并因此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产生了永恒的斗争。家庭道德教导人们顺从和恐惧。社会道德教导人们勇敢和自由；前一种道德教导人们把自己的善行限于少数人中间。而且不加以自由选择；后一种道德教导人们把自己的善行推广到各个阶级中。家庭道德要求人们经常地为虚无的偶象——人们称它家庭的福利，而对它的每个成员来说往往却不是福利——而牺牲自己。社会道德教导人们关怀个人的福利而又不违法，或鼓励人们为了祖国而牺牲个人的福利，并把先于树立功勋的那种受到鼓舞的感觉给予人们。这种矛盾，削弱人们追求美德的愿望。这种美德，在他们看来，只是某种不固定的和模糊不清的东西，而且同他们是很疏远的，这种疏远是由物质和精神现象模糊不清而产生的。人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时是多么常常吃惊地发现。他的行为是多么可耻啊！随着社会的扩大，社会的每个成员日益成为这个整体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法律不注意加强共和国的精神的话。那么，共和国的精神也会受到同样程度的削弱，社会象人的身体一样，有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一定要破坏它的力量均衡。很显然，国家的大小应当同它的公民的感受性成反比例。否则，在两者同样发展的条件下，良好的法律，在预防侵犯它所创造的福利的犯罪方面会遇到阻力。领土过于广大的共和国，只有分成若干个结成一个联盟的联邦共和国才能摆脱专制主义，但是怎样才能作到这点呢？只有具有苏拉般的勇敢和创造性的天才同自己的破坏性的天才相等的专制独裁者。才能作到这点。如果这个人是爱好功名的，那么他会得到永恒的荣誉；如果他是个哲学家，而且他对同胞们的忘恩负义一般说来并不是无所谓的。那么，同胞们的祝福会弥补了他失掉的权力，随着把我们同民族联系起来的情感的削弱，我们对周围的事物的感情却会加强起来。正因为这样，在最严厉的专制主义下，友谊是最持久的，而一向是寻常的家庭美德，却会成为最普遍的。或者宁可说是唯一的美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点来判断，大多数的立法者的观点是多么有限的。
二十七？ 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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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思维的发展使我离开了我应当急于研究的对象。（制止犯罪发生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并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即在于有关当局具有警惕性和铁面无私的法官是这样的严厉，而这种严厉当法官适用温和的法律的时候，竟会成为一种良好的美德。确信刑罚（即或是温和的刑罚）是不可避免的，这要比对其他更加残酷的刑罚的恐惧，（但却抱有逍遥法外的希望）能产生更深刻的印象。甚至极其微小的但却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也总会使人们发生恐惧，而希望——上帝的恩赐物，它往往可以代替一切——却常常能冲淡比较残酷的刑罚的观念，特别是当自私自利和软弱所引起的逍遥法外的心理加强了这种希望的时候，刑罚物别残酷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灾难的威胁愈大，则愈会竭力地避免它；为了避免一个罪的刑罚，竟会犯很多的罪。在曾适用过最残酷的刑罚的那些国家和那些年代。曾经发生了极血腥的和惨无人道的行为。因为正是掌握了立法者的手的那种残暴精神。又支配了杀父之子的强盗的手。这种残暴精神虽然在宝座上能使残忍的又听命是从的奴隶接受了铁一般的法律，但是在私生活的阴暗深处它却能唤起人们去推翻暴君，以便用新人来代替他们。
刑罚愈是残酷，人们的心灵亦愈是残酷无情，这正如同液体一般总是要和它周围的物体处在同一水准上一样。欲望的活力使得，在适用残酷刑罚的几百年以后，车裂刑并不比从前的监禁更为可怕。为了达到刑罚的目的。只要使从刑罚中得到的害处超过犯罪所得到的益处就够了，而在超过益处的这一部分害处中，还应该包括刑罚的不可避免和犯罪可能带来的益处的丧失。凡是超过这个范围的，都是多余的，因而也是残暴的。人们的行为，都是根据关于众所周知的害处的不断重复的观念，而不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害处的观念来决定的。假定有两个国家。在与犯罪阶梯相适应的刑罚阶梯中，其中一个国家的最重的刑罚是终身奴役，而另外一个国家是车裂刑。我敢断言：在第一个国家那里对最重的刑罚的恐怖是同第二个国家那里一样的。假设有种原因，需要为第一个国家规定上象第二个国家那样的最重的刑罚，那么按照这个原因还应当加重后者的刑罚，并且逐渐地从车裂刑过渡到更长期的和更精巧的折磨刑，一直达到暴君们非常熟练的那门科学的微妙顶点。
刑罚的残酷引起与预防犯罪的目的本身相矛盾的两个有害的后果。第一后果就是，保持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必须的均衡性是困难的，因为无论富有发明能力的残忍性能将刑罚分为多少种和多少样，但总不能超过人体的感受性的界限。如果达到了这个界限，那么对于那些更加有害的和骇人听闻的犯罪，就会找不到预防这些犯罪所必需的适当的刑罚。第二个有害的后果就是，残酷的刑罚甚至能产生使犯罪不受处罚的情形。对于人们来说，无论是善或者是恶，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对于人类来说，对于残酷的情景，只能是暂时狂怒的代现，但不能象法律那样成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系。如果法律确实残酷，那么它们或者将被修改，或者产生不可避免的不受处罚的情形。
当人们在历史上读到那些自命为聪明人的人物怀着冷酷的心情所发明和采用的那些野蛮的和无益的折磨人的方法的时候，谁还能不由于惊心动魄而发抖呢？当人们看到对少数人总是善良而对多数人总是加以迫害的法律有意识地造成或者容忍的灾难，迫使着成千上万不幸的人们悲观失望地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的时候，当人们看到这些不幸的人们因为胆怯、愚昧无知或者仅仅由于他们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而竟被控告犯了不可能发生的罪行的时候，当人们看到具有同样感觉从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遵守着同意想出来的仪式使不幸的人们遭受缓慢的折磨以便让狂热的信徒们来娱乐的时候，谁还能不从心灵深处发出愤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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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关于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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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永远也不会使人变好的、无益地滥加适用的刑罚促使我来研究这一个问题：死刑在良好的管理制度下是否是真正有益的和公正的呢？人们所拥有的杀害同类的权利又是什么权利呢？毫无疑问，它不是最高权力和法律作为根据的那种权利。最高的权力和法律不是别的，而是每个的个人自由中最微小的部分的总合，它们代表着人们共同的意志，即所有个别意志的统一，可是谁愿意让别人来处置自己的生命呢？难道说人们牺牲个人自由中最微小的一部分竟是为了进一步牺牲最宝贵的生命，这是可能的吗？即或这是可能的，那么这同人们没有权利剥夺自己的生命的观点又如何相一致呢？如果人们能够把这种权力交给他人或者整个社会，那他就应该有这种权利。
所以正如我所指出的，死刑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因此也不是一种权利。死刑是国家认为剥夺某个公民的生命是必要的或有益的时候，与该公民之间的战争。如果我能证明出，死刑既不是有益也不是必要的话，那我在保卫人类的事业方面就获得了胜利。
剥夺一个公民的生命只有根据以下两个原因，才可以认为是必要的：第一，当一个人甚至被剥夺了自由以后，他还拥有这样的联系和这样的实力，以致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而且他的存在可能引起不利于现存政体的变革。因此，当国家归还公民所交出的自由或者失掉自己的自由的时候；或者当混乱代替了法律的无政府状态的时候，剥夺公民的生命才是必要的。但是，在法律正常统治的情况下，在政体符合于整个民族的愿望，而且对外对内部依靠实力和或能比实力更有意义的社会舆论的情况下，在政权属于真正的主权者并且财富只能够买到享乐而买不到势力的地方，我看不出有处死公民的任何必要性，但是他的死亡是制止其他人犯罪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时除外，这就是死刑可以被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