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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进行这些探索的时候，脑子里当然没有“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对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的理论学习和我自己多年的教育实践的回顾，使我形成了一个质朴的认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培养“考试机器”；因此，唯“分数”至上的所谓“教育”，是目中无“人”的伪教育！
也正是有这样一种很质朴的认识，我开始对愈演愈烈的“升学教育”（这是我当时的概括）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一篇题为《教育的魅力在于个性》（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学生读写》1996年第4期发表）的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这话在中国似乎从来就未真正做到过。就目前中学教育而言，“成”的标志，从理论上讲，是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但事实上，“成”的唯一标志只是学生们的升学分数以及学校的升学率。这使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虽然胸怀教育科学与教育民主的顽强信念，却不得不在“升学教育”的铁索桥上冒着“学生考不上大学一切都是白搭”的舆论“弹雨”，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行！
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教育评价：假如某位班主任的工作富有特色（比如班级管理尽可能交给学生，平时尽可能开展各种有益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等等），尽管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这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但周围舆论仍然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几年后的高考：“工作倒是蛮有新意的，可万一高考滑坡怎么办？”“哼！就会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到时候高考可有好戏看了！”……几年后，假若学生高考成绩不错，人们会齐声喝彩：“你看，人家的班级管理那么放手，，而且又搞了那么多的班级教育活动，高考成绩仍然这么好，他确实有两下子！”相反，若高考成绩不理想或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同样的人也许会说：“班级管理那么松散，还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高考当然会砸锅——我早就料到了！”
于是，在当代中国，几乎任何一位“优秀教师”“优秀事迹”的辉煌大厦，都必须以其班级大大高于所在年级、所在地区平均水平的“升学率”作为支撑的主要栋梁，否则，他的一切教育思考、探索与创新都等于零！
不能简单说这种社会评价舆论完全不合理。因为在中国这个人口压力极大的国度，升学是人们今后就业竞争乃至生存竞争的最关键也最重要的途径；而且，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这毕竟不是唯一的目标！特别是在“升学教育”压倒一切时，不但“做人第一”、“全面发展”、“发展个性”等教育要义成了点缀的口号，而取得较高升学率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学生个性精神的丧失！没有个性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没有个性的学生——缺乏心灵自由，丧失主体人格，不会独立思考，毫无创造精神！长此下去，我们的民族是很难真正屹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
马克思常用“人的解放”来说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教育的解放”，就谈不上“人的解放”！ ——正在告别20世纪走向新世纪、渴望现代化、渴望在世界上彻底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中国，尤其呼唤这种“解放”！
正是因为我（其实，决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多年来就有着这样一种热切的呼唤，所以，当我第一次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上开”时，当我听到李岚清副总理提出“基础教育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时，是多么的欣喜、多么的激动！
时至今日，还有人对“素质教育”的概念提出质疑，甚至还有人对柳斌同志概括的“素质教育三要义”（即“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嗤之以鼻，认为“搞了半天，素质教育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但是，素质教育所体现的一些基本思想：“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主要是通过为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服务来实现的”、“中学阶段德育要培养学生三个意识：一个公民意识，一个爱国意识，还有一个民主意识”、“要注重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教育多样性、培养目标多样化”等等，则充分表明，素质教育真正是把学生当作“人”的教育！
回顾以往读过的教育理论书籍，我感到，“素质教育”的概念虽然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我从许多前辈教育大家的著作中，都读到了不少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精辟论述，特别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对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陶行知说：“我们此地的教育，是生活的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他明确指出，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即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进步的方针”。他还大声疾呼，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解放小孩子的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说：“所谓和谐的教育，就是如何把人的活动的两种职能配合起来，使两者得到平衡：一种职能就是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另一种职能就是人的自我表现，自己的内在本质的表现，自己的世界观、观点、信念、意志力、性格在积极的劳动中和创造中，以及在集体成员的相互关系中的表现和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即在人的表现上，应当加以深刻的思考，并且朝着这个方向改革教育工作。”苏霍姆林斯基还以诗一样美好的语言描述道：“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人的充分的表现，这既是社会的幸福，也是个人的幸福。”
素质教育的提出，一下照亮了我十几年教育实践中潜在而朦胧的思想萌芽，我进而提出了我的“素质教育观” ——素质教育是“民主、科学、个性”的教育！它是“民主”的教育：把学生当成有灵性的人，而非“学习机器”；发自肺腑地爱每一位学生而不仅仅是少数“尖子生”；教师把自己视为与学生在人格、尊严和情感上平等的朋友和探求真理道路上志同道合的同志。它是“科学”的教育：严格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不是硬套经济规律，以至把学校办成工厂，把学生当成商品；同时更要符合学生心理的实际和他们的认识发展规律，把教育学生的过程还原为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它是“个性”的教育：尊重学生在性格、情感、思想等方面的独特性，特别应尊重学生的精神世界；要求教育者摈弃“应试教育”中的“一刀切”，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尊重学生的个性，还意味着不用升学与否来衡量学生是否成才，而是尊重学生未来的发展，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的心目中，“民主”是学生观，“科学”是教育观，“个性”是人才观。
以“民主、科学、个性”为主题，我写了两篇文章：《语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教育呼唤民主、科学与个性》。前者是谈语文教学改革的，发表在《语文学习》杂志；后者是谈班主任工作改革的，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同时，我又在四川《华西都市报》上发表了一组谈“素质教育”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后，均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1997年9月，我来到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优良文化传统的“中华名校”成都石室中学任教，又开始了素质教育新的探索。
告别成都玉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