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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长恨歌》写的是40至80年代沪上名媛“王琦瑶”及其相关者的日常生活，《富萍》写的是六七十年代“奶奶、富萍、吕凤仙、舅父、舅妈”等上海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上种红菱下种藕》写的是八九十年代市场化转型期的浙江乡镇人家的日常生活，《新加坡人》写的是当下上海新贵及其周围人等的日常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把这些“日常生活”的广阔时空裁剪为单一的“物质生活”的一角。对于她笔下的人物，作家不表现他们任何带有“精神主体性”的情感悲欢，不揭示任何现实历史带给他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变故，不触及任何 “日常生活”里蕴藏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生活和灵魂戏剧。当然，所谓的表现、揭示和触及“他们的精神主体性”，其实正是作家自己的精神主体性。作家在小说中放弃了对“自心”与“他心”的探究，而选择了从“物”（其中，“规则”是“物”的一种）的角度、非智力化与非精神化的角度，若即若离地揣测和解释世界的秩序。
于是，底层如富萍们、小康如照顾秧宝宝的李老师一家、资产阶级如“新加坡人”，他们触摸的是物，思考的还是物——简陋的物：帐本、布头、饭菜、家务、邻里关系……繁华的物：酒店、饭局、俱乐部、摩登时尚、阶层社交……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作家的秩序意识——或曰“世俗规范”意识——时时流露出来，有时是无形的流露，有时则是流露在行文里，流露在那种中产阶级式的、“规则掌握者”的优越感语调中：“那两个小妹妹都有些呆，做梦人的表情。这是年轻，单纯，生活在小天地里，从来不曾接受过外人馈赠的小姐。所以，对自己得不着的东西想也不敢想的。这就是本分。别看这城市流光溢彩，繁华似锦，可那千家万户的宝贝女儿，都是这样的本分人。其实是摩登世界磨炼出来的，晓得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人家的，不能有半点逾越，这才能神色泰然地看这世界无穷变幻的橱窗。”“到底是自知没有骄人的青春，很识相知趣，一点不放纵任性。”（王安忆：《新加坡人》，《收获》2002年第4期） “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 （王安忆：《富萍》，第5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本分”、“识相知趣”、“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虽然这些只是一种认不得真的叙述语调，但是它们表明王安忆观察人与外部世界的角度——阶层标志、世俗规范已成为她近年作品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打破世俗等级规范加诸人类的物质羁束，代之以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有的精神平等与灵魂自由，那么王安忆的近年作品则表明她已放弃这一价值路向，转向了对世俗规范和现实秩序的认同。如果追溯得远些的话，王安忆的这种认同，可以说是对“绝圣弃智”的道家自然主义传统和“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儒家等级传统的回归。在一个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时空里，一个经典化作家选择此种价值立场是令人扼腕的（当然，无庸讳言，笔者的如此感叹也是源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立场）。
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王安忆在小说里从不直接出示她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她的灵巧之手编织出来的一帧帧细节图景，她的温婉疏淡不动声色的语调，会导引你走向她认定的去处。在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中，她似乎是在讲述一个浙江乡镇小女孩眼里的世事人情，但最终，她是要为即将逝去的“乡土中国”及其相应的生存方式和伦理体系唱一首挽歌。在小说的结尾，秧宝宝随父母离开乡镇到大城市去，一声叹息在秧宝宝的身后悄然升起：“这镇子渐渐地抛在了身后……它是那么弯弯绕，一曲一折，一进一出，这儿一堆，那儿一簇。看起来毫无来由，其实是依着生活的需要，一点一点增减，改建，加固。……它忠诚而务实地循着劳动、生计的准则，利用着每一点先天的地理资源。……你要是走出来，离远了看，便会发现惊人的合理，就是由这合理，达到了谐和平衡的美。也是由这合理，体现了对生活和人，深刻的了解。这小镇子真的很了不得，它与居住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可它真是小啊，小得经不起世事变迁。如今，单是垃圾就可埋了它，莫说是泥石流般的水泥了。眼看着它被挤歪了形状，半埋半露。它小得叫人心疼。”（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十月》2002年第1期，第224页）可以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忧思。在王安忆的叙述中，这个江南小镇的居民为了获取利益而经商，而投身到内地大都市或者国外去，逃离和背叛了他们的乡土中国，他们的人伦亲情。一种及其“合理”、“谐和”、“平衡”的文明，就这样被逐利的世道人心吞没了，这是王安忆的含蓄的哀伤。
这种文明的哀伤，从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借用王安忆文本中的话——“你要是走出来，离远了看”——是可以成立的，正如公子王孙在烈日当头之时感叹“农家乐”是可以成立的一样。但是，如果你“走进去”呢？如果你就是这片乡土上的一个辛劳而无收益的“农家”本身呢？如果你一年的艰辛还不够交税，更不能给爱子以求学和成人的未来，自己的晚景也无法保障呢？你还能哀婉人们对乡土的逃离和对这种文明的背叛吗？还能赞叹这种文明的“谐和平衡的美”吗？那些生长在乡土上的人，他们为什么远离了故乡？他们为什么孜孜于对财富的追逐？他们心灵的荒芜起因于何？他们承受着历史和现实强行加诸他们身上的多少重负与困境？他们在重重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需要犯和被犯多少罪孽，需要忍受良知与情感的多少创伤？……这些疑问，或许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我们没能在王安忆俯瞰式的叙述中找到她对此种精神命题的思考。在她的叙述与真实生存的人们之间，有着一层牢不可破的隔膜。
因此，如果说赫尔曼·黑塞式的写作是致力于寻找东西融合的路径，致力于探求人类精神“共同的公分母”，那么可以说，王安忆式的写作则致力于建构一种因“特异”和“不可通约”而被观看、而重要的文化，致力于制作各种固态的文化标本。黑塞式的写作是过于艰难了：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年代里，他以人道和自由为底线的寻求人类文化之新可能性的探索，实在是危难丛生的精神冒险。但是，王安忆式的写作又是过于容易了：在这个以实用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为价值导引的权力－市场化社会，在这个人道和自由的底线渐趋模糊的时代，一个被经典化的作家作为沉默而模糊的一分子，为这个社会贡献出与它的时尚趣味相一致的精神产品，毕竟是没有任何“风险”可言的——它既不必激发自身的不安，也不必激发他人的活力，一切是如此平静而安全。
当然不能说，作家必须要成为“冒险家”或曰“捣蛋鬼”，但是，一个对自身的创造力和文明的更新力抱有责任感的作家，却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个僵死秩序的“害群之马”（米兰·昆德拉语）。他（她）会以自身的才华、智慧与道德的勇气，剔下陈腐文化秩序上的沉渣朽肉，在仍有活力的传统之躯上，生长自己健壮的骨血与肌体。挑战外部的与自我的边界与局限，这是写作的最具魅力的冒险。
“作者意志”徐友渔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问题
□徐友渔
中国目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搞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我们目睹了它的巨大成就和发展，也体会了不少艰辛和感到种种疑虑，人们的心理现在是期望与失落并存。我们不由自主地卷进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潮流，我们得到了许多，失去的也不少。现实和我们当初期望的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