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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给学生讲课，讲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我讨论过古书的“经典化”。我说，人类发明文字，最初是为了记录，先是记钱米、记土地、记人口，然后才是讲风花雪月、古往今来和玄妙的哲理，古书从档案中解放出来是场大革命。但古书在其获得独立发展之后仍有重新变成档案（束之高阁，备人查用）的危险，“经典化”就是为了摆脱这个危险，让人从很少的东西里读出很多的东西，常读常新（因此又有注释不断膨胀的问题）。《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这是林彪爱说的话，毛泽东说“林彪同志的概括力极强”，他对“经典化”很有体会），“经典化”和篇幅有一定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有三部经典，西方译本最多，即《周易》、《老子》和《孙子》。它们的古本都是5000多字，搁到现在，顶多是篇短文。这叫“少而精”。它和时下所说“精品”可大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精品”，那都是“大而精”、“多而精”，它们都是为了图书馆而不是读者准备的。如果一定要读，最好蹲监狱。
书不是白菜（2）
现在的学院政治是“文盲管科盲”，人文、社会科学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总是最后才被人想到。最近，李嘉诚先生设大奖，用来奖励科技人才，叫“长江奖”。后来，想起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落下，乃委托名气很大的《读书》杂志来评选属于后一领域的图书和文章，也叫“长江奖”。作为这一活动的“推委”（推荐委员），我很头疼。第一，现在的学术界，本来就是专家多而通人少，我早说过，专家其实是不读书的，他们都是只查书，不读书，或只读专业书，不读其他书，其实是“学术残废”，而且都是因公致残，光荣得很，比如我就是多少年都读不成书。第二，让如我这样不读书或读书非常片面的人，方方面面坐一块儿投票表决，很可能是“偏见的集合”，反而把真正的好书给埋没掉了（美国电影《Stag Party》对西方民主有上佳描写：投票是为了杀人）。第三，现在世无英雄，个个都是爷，我们真的又能举出什么既有学术水准，又有思想深度，还有广泛影响，人人都能认可的书？我瞪着眼想半天，好像一本也想不出〔零案：我没有参加上述图书奖的评奖，只推荐过两篇《读书》上的文章〕。
在三联的会议上，我无言可发，只有一条建议，就是唯其有上述的“大势所趋”，为了提倡个性和创意，我主张，上面那些大书和套书一定不能入于评选之列。《读书》好像还能接受我的想法。否则，就像奥斯卡和世界杯，评完集体，再评单项，怎么办？
总之，为作者计，为读者想，我要小声呼吁一下：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
2000年1月24日写于上海博物馆【附记】原文曾在《万象》第二卷第5期发表。“小声呼吁一下”，编者以为，“呼吁”岂能“小声”，径将“小声”删去，但我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呼吁能有多大声？只能随便一说，而且是悄悄的，所以现在，我又顽固地把它恢复了。另外，我想说明一下，过去的北京，每年冬天，家家都储备过冬大白菜，搁在阳台或楼道里。白菜都是成堆论捆地卖，甚至用板车往回拉。这种现象，现在已成往事，就像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说骑着车子点灯笼，当年听，那是前仰后合，笑成一团，如今的年轻人不明白，笑是肯定笑不起来了。我的话未免老气横秋。白菜已成往事，但我说的老理儿并不过时。
学校不是养鸡场（1）
（读网有感）
最近上网，看到一些关于中国大学改革前途的讨论。论者各抒己见，比我的了解要广泛和深入，让我学到不少东西，这里只是补充，道义上的支持。下文所论“领导”（或“老板”）乃为行文方便，作为社会现象之代号，并非特意和哪位过不去，请勿对号入座。
一、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添堵的语病。
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