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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与“文明”相互依存。“蛮族入侵”在西方，在东方，在东西方之间，一直都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如此，如汉代的匈奴，元代的蒙古，即其著称者。司马迁说：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西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中国自汉以降而有南北朝（在我看来，商周时代的格局也无异于南北朝），自隋唐以降而有突厥、吐番和鲜卑，自宋以降而有辽、金、西夏、蒙元、满清。东南一次次被西北征服，西北一次次被东南腐化。中国的国土是这种历史冲突的结果。
地坛是郊祀之礼中的祭地之所，当然也是领土的象征。
明清时期的地坛，我是说北京的地坛，它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和皇祇室。坛室所祀，除地祇之外，还供五岳、五镇、五陵、四渎、四海，实为“天下”之缩影。清朝灭亡，郊祀之礼不行，北京六坛（即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如果加上社稷坛，则是七大坛）大多荒废，墙屋倾圮，野草丛生。这里驻过军，养过马，种过庄稼，后来“废物利用”，辟为京兆公园（当时北京叫京兆），简直面目全非。不但原来的方泽坛成了讲演台，皇祇室成了图书馆，还搞了世界园、体育场和其他许多现代化的名堂。园中多格言标语，宣传“爱国思想”、“国家主义”，和满园的“西化”适成对比（注意：“公园”本身就是西化的产物）。它的世界园是按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做成的微缩景观，比现在那个世界公园早得多，园中有联，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天下”概念为之一变。更有趣的是，它还在东西大道临近方泽坛的门口盖了一座“共和亭”，亭分五面，瓦分五色，左右挂着两块匾，一作“共和国之主权在人民”，一作“共和国之元气在道德”，亭中悬挂“五族伟人像”，每面一幅，汉族伟人是黄帝，满族伟人是努尔哈赤，蒙族伟人是成吉思汗，回族伟人是穆罕默德，藏族伟人是宗喀巴。正是“五族共和”的象征。这些都是1925年任京兆尹的薛笃弼创造发明，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读薛笃弼《京兆公园纪实》（1925年），心中有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的“天下”概念变了，但“五族共和”的想法却相当古老。
1997年1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过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宗教的讨论会，与会者大谈Shamanism（这是他们的流行话题），让人觉得空洞。我的发言题目是《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这篇讲话本来是用考古发现重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但为了向会议主题靠拢，我在前面加了个帽子，特意谈到中、西宗教传统的不同。当时我说，与其空谈Shamanism，还不如多注意中国的“礼仪”，即利玛窦困惑的“礼仪”。中国的礼仪，早期是拜天、地、祖，后来是拜天、地、君、亲、师。特点是国家管宗教，而非宗教管国家。虽然中国和西方都是以宗教或国家作超越手段（超越种族、文化的局限性），但他们是大宗教小国家，统一宗教下，小国林立，除宗教统一，什么都不一样，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就连现在都没办到；我们是大国家小宗教，统一帝国下，众教并存，不但一国多教，而且一个人也可以信好几个宗教，甚至就连宗教本身，都可能是混和宗教，前提只有一条，就是不许造反。双方彼此看对方，都是冠履倒置。为了讲得形象一点，我说，中国古代讲究“存亡继绝”（孔老夫子所称道）、“柔远能迩”（西周金文中就有这个词），古代的“五帝”就是当时的“五族共和”。例如秦人经略西土，无论打到哪儿都要立个白帝祠，祭嬴姓始祖少昊，这是他们自己的老祖宗；其次是祭青帝，则是其兄弟氏族风姓的老祖宗；又其次是祭黄帝和炎帝，则是为了团结当地土著，即周人弃土东逃后留下的姬、姜遗民，由此形成秦系的“五色帝”。《世本》“五帝”是周人的帝系，也有类似功能。汉族怀柔四裔是这个办法，非汉族入主中国也是这个办法——尽管其主从的顺序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鼓吹“大东亚光荣圈”，让伪满打五色旗，正是想学这一套。会后到美国，有个朋友，从前是北大西语系学生，现在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董玥先生，她给我提个醒，说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有本《京兆公园纪实》，书中有个共和亭，亭中有个“五族伟人像”。我一找，果然如此。
从“五族共和”想起的（2）
几张老照片，背后的想法很年轻也很古老，留此存真，兼志感想。
1998年6月17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一念之差（1）
——吴三桂史料摘录
我喜欢从生活中寻找学问，把学者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正儿八经当学问来做，并且捏造过一点谁都不知道的学科名称，堂而皇之，拿它们当文章的题目。当年，读《吴三桂大传》我写过一篇读书札记，叫《汉奸发生学》，就属于这一类。
那篇文章，已成往事，但有些事值得回忆。我的文章，本来是登在《读书》1995年10期。文章长了点，因为篇幅有限，编辑把开头讲“中国式悲剧”的两段删去，完整的全文是见于我的杂文集《放虎归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网上登录几乎都是《读书》的节略本，令人遗憾。我写文章，一向不注意形势，也不看什么人的脸子行事。知识精英在争什么，出版社和书商在炒什么，读者群和读书市场，风朝哪边刮，潮向哪边走，我从来不关心。越是凑着什么事，命题作文，我越写不出东西，即便写出，心里也很紧张。然而，凑巧的很，它的发表时间，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那阵儿有一股翻案风。有人正在写汪精卫，写贝当，我听说，没看到。但我记得，好像有人在《读书》上写冯道。我的文章只是即兴之作，并非配合风潮，但读者有读者的环境，我管不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拙文一出，便卷入这场热闹。不是我自己，而是读者。说好有一堆，有人打电话，说本年度这篇最好，好得不得了。说坏也有一堆，《解放军报》和《中流》都有人批我（别人寄我，才知道），说此人哗众取宠，极其反动。不仅如此，事情还闹到北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有觉悟很高的学者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博导？我当时的老板，中文系的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也赶紧跑来问我，大家都说，你写了篇《替汉奸翻案》，是吗？我说，没有啊，我的文章是叫《汉奸发生学》，内容是讲“时势造汉奸”，汉奸是怎么叫大家给逼出来的。为了让他体谅“予衷之不察”，我跟他解释说，原理我是讲过一点，但绝对没劝大家干什么；我的文章都是虎头蛇尾，从来没有给谁指路（不想也没有资格）；谁读了我的文章，因而想当汉奸，或不想当汉奸，我都不负责；反正我自己没有想过，谓予不信，请查三代，我家是一门忠烈……
说实话，吴三桂这样的汉奸，我真的很有兴趣。因为“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魏斐德《洪业》，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页）。我曾跟朋友说，当时明、满、闯作三角斗，矛盾集于吴三桂，特别适合作影视题材。古人表现历史，喜欢把矛盾放在一二传奇人物身上，刻画内心冲突，从历史角度看是失分，从文学角度看是加分。中国的演史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如此。吴三桂的故事正好符合这一点。它是“汉奸发生学”的绝好标本，人格和历史冲突，极富悲剧性。如果拍好了，比《桃花扇》更动人。许多年前，意大利和中国都拍过《末代皇帝》，哪个好？影评者见仁见智，各有分说。贝特鲁奇的片子是拍给西方看的，中国观众说，这不合理，那悖史实，也许都对。但说千道万，人家有人家的优点，是淡化背景，突出个人，线条明快，观赏性强，不像我们的片子，人物纷杂，场面宏大，好像一块大花布，抖过来，抖过去，眼花缭乱，不得要领。
过去，谈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