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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坚决回击了所有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出社会生义阵地，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分子和提议接受资本主义盘剥的分子。在会上作这种提议的，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他们提议向外国资本家投降，把苏维埃国家生命攸关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据说偿还被十月革命废除了的沙皇政府债务。党把这些投降主义的提议痛斥为叛卖性的提议。党不是不利用租让政策，但这只能以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部门和规格为限。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代表大会以前就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个提议也是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结果。列宁当时痛斥了布哈林，说他是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不可动摇性的侵犯。
大会还回击了托洛茨基强迫党对农民采取毁灭政策的企图。大会指出，不要忘记小农经济在国内占优势的事实。大会强调说，发展工业，包括发展重工业，不应同农民群众的利益相抵触，而应同他们的利益相结台，应有利于全体劳动居民。这些决定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因为他提议用剥削农民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工业，因为他事实上不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政策。
同时。托洛茨基还提议关闭普梯洛夫和布良斯克等等具有国防意义的大工厂，据他说，这些工厂不赢利。大会气愤地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议。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向大会提出的书面建议，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套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构。这个机关负有维护我们党的统一、巩固党和国家的纪律，全力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关等项重要任务。
大会对民族问题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强调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的国际意义。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都把苏联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和消灭民族压迫的榜样。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大力消灭苏联各民族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他号召全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以及他们对少教民族的大国主义政策。当时发言反对党的有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穆吉万等人。这些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成立南高加索联邦，反对巩固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友谊。他们对格鲁吉亚其他民族的态度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们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特别是阿尔明尼亚人，都迁出梯弗里斯，用法律规定格鲁吉亚女子嫁培非格鲁吉亚人要丧失格鲁吉亚籍。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和拉柯夫斯基支持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分子。
大会以后不久，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民族问题工作者的专门会议。会上揭露了苏丹—加里也夫等人的鞑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集团和斐祖拉？霍札也夫等人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集团。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两年的结果。这个总结使人鼓舞和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党依然是团结一致的，它经受住了最伟大的转变，正举着展开的大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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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0页——译者注
四克服恢复国民经济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趁列宁患病加紧积极活动。
党内的又一次争论。托洛茨基的失败。列宁的逝世。
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恢复国民经济的头几年，就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到1924年，各方面都有了提高。播种面积从1921年起就已大大增加，说明农民经济日趋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增长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工资提高了。工农生活比19201921年好过了，改善了。
但是，还没有消除的经济破坏的后果，仍然令人感觉得到。工业还落后于战前水平，工业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国家需要的增长。到1923年底，还有一百万左右失业者，因为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不可能消灭失业现象。商业的发展时好时环，因为城市产品价格过高，这种过高的价格是耐昔曼和我们商业组织中的耐普曼分子强加给国家的。因此，苏维埃卢布极不稳定，币值降低。这一切都阻碍了工农生活状况的改善。
到1923年秋，由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机关违反了苏维埃的价格政镣，经济困难有些加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相差太大。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过高。工业中杂费开支很大，这就把商品价格提高了。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货币迅速贬值。加上当时盘踞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又向经济工作人员发出一项罪恶的指令，从出卖工业品方面多赚利润，放手提高价格，美其名是为了发展工业。实际上，这种耐普曼的口号只能缩小工业生产的基础和破坏工业。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买城市商品不合算，就不买了。销售出现了危机，影响了工业。工资发不出，引起工人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停工不干了。
党中央委员会定出了克服这一切困难和缺点的办法。采取了消除销售危机的种种措施。降低了日用品的价格。决定实行币制改革——采用稳定的货币切尔克。整顿了给工人发放工资的工作。采取了通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发展商业、把各种私商和投机商从商业中排挤出去的措施。
当时本应鼓起劲来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忠实于党的人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但是托洛茨基派却不是这样。他们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以为击败党和推翻党的领导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在反党的斗争中利用了一切；1923年秋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困难，列宁的患病。正是在党的领袖卧病不起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困难时刻，托洛茨基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攻击。他把党内一切反列宁主义分子纠集在自己周围，炮制了一个旨在反对党，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反对派纲领。这个纲领叫做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声明。在反对列宁党的斗争中，所有的反对派集团——托洛茨基派、民粹派，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的残余，都联台起采了。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严重的经济危机、必遭灭亡，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自由活动，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这就是要竭力恢复被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禁止了的派别。
托洛茨基派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改进工业或农业，关于改进国内商品流转、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具体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趁列宁不能视事，恢复党内的派别，动摇党的基础，动摇党的中央。继四十六人纲领之后，托洛茨基又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污蔑党的干部，对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诽谤性的责准。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搬弄着党已听他讲过不止一次的孟什维主义陈词滥调。
托洛茨基派首先攻击党的机关。他们知道，没有巩固的党机关，党就不能生存和活动。反对派企图动摇、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想在青年学生身上打主意，想在不知道党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的青年党员身上打主意。托格茨基为了争夺青年学生而对他们阿谀奉承，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时又说列宁主义老近卫军在蜕化。他指桑骂槐，用第二国际首领的蜕化来卑鄙地影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也在走着这条路。托洛茨基企图通过叫喊党在蜕化来掩盖他自己的蜕化和他自己的反党阴谋。
反对派分子的两个文件，即四十六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由托洛茨基派散发给各区和各支部，并交付党员讨论。
党接到了要党争论的挑战。
这样，现在也如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夜进行工会问题争论时一样，托洛茨基派又强迫党来进行全党争论了。
党虽然忙于更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但仍接受了挑战而宣布进行争论。
全党都参加了争论。斗争很激烈，莫斯科的斗争特别尖锐。托洛茨基派力图首先夺得首都组织。但是争论并没有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