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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战国大名在所谓“下克上”的动乱中代之而起。日本历史便从“应仁之乱”起进入室町后期，即战国时代。
三、山城国农民、国人的联合起义
“应仁之乱”虽已过去，但是成为这场大乱导火线的田山家内部两派之争并未结束，田山义就对田山政长之战在山城、大和、河内一带继续进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时发生农民起义，而于这年下半年发生的两次京都人民起义尤为激烈。这一年幕府在京都7个入口处又设关卡，激起京郊农民和以“马借”为中心的运输工人及手工业者等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概。他们以起义一举赢得了新设关卡之废除，并且袭击了“酒屋”和“土仓”。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田山两军的战场转移到以山城国南部为中心的一
带，致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道到破坏，居民负担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农民发动起义，以“大和国物心（总）百姓等”的名义向各庄园领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贡的未纳部分，声言如不答应要求，来年将放弃一切耕作。从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发了同类起义。这些起义都有国人（在乡武士领主）参加。
就在这斗争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同年年底爆发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国南部农民同国人的联合起义。12月1日，这里“上自60岁下至15岁之国人举行大集会，国内土民（农民）亦举行大集会，各自做出决议，要求（田山两军）撤退”＇注2＇国人、农民的决议发出后，田山两军很快撤出山城国南部。6天后，国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针：1．田山双方都不得进入山城国；2．本所领（寺社、公家领）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从前；3．不设新关卡。＇注3＇12月24日，国人代表对上述第二项又做了如下补充规定：“诸本所领须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诸国之人不得进入国内（南山城）充任代官；庄民不得滞纳应交给寺社、本所之年贡。”＇注4＇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开国人大会。大会追认三大施政方针，并确定由这36名组成的代表机构为最高决策机关，代表们按月轮流处理政务（“物心国月行事”）。这个被称为“山城物心国”的新政权将本所领所得年贡的一半（“年贡半济”）作为政权经费来源，从而行使了守护的职权。
四、“山城物心（总）国”政权的性质
36名代表中有不少原是各庄园庄官级土豪。＇注5＇最初国人之所以联合农民，目的无非是要借农民之力赶走守护势力，取代守护、庄园领主而实行对农民的统治。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农民的基本要求，这在施政方针的第二、三项都有所反映，尤其本所领地由本所直接支配是苦于代官苛敛诛求的百姓名主的迫切希望。作为补充规定的后半段内容则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人的目的：拒绝其他国出身的人充任这里庄园代官，是为了恢复他们自己的庄官地位；在这里庄园领主的统治早已有名无实的情况下规定农民必须向寺社、本所交纳年贡，实际上就是要以法律形式保证这些国人对农民的掠夺。此后把持政权的国人日益把依靠农民力量建立起来的政权变为统治农民的工具。明应元年（公元1492年）2月幕府任命伊势贞宗为山城国守护，这又导致国人内部的对立。反守护进驻派据守稻八妻城，但旋被守护军击败，维持了8年的南山城自治政府至此告终。这个自治政府虽然由于脱离了农民而垮台，但它的建立确实是农民斗争的产物，标志着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新阶段，即进入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农民战争时期。
第二节 一向宗农民战争
一、一向宗的兴盛
所谓一向宗农民战争（“一向一揆”），总的说来，就是以农民为整体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反封建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它发生在本愿寺教团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和地区。
一向宗的大发展，从时间看是在南北朝动乱期之后迄室町后期之际，从地区看主要是在近锅一带、北陆地方（加贺、越中、能登、越前）、东海地方（三河、尾张、美浓）、越中美浓接壤的飞蝉地方以及中国地方（安艺、播磨、备前、备中）。这些地区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和中间地区。一向宗发展的时期正好是“物心村” 在这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可以说它正是以“物心村”的农民作为社会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6＇在很长时期内一向宗主要体现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发展。这些流派形成于亲鸳死后，它们适应人们的精神需要采用新的传教方法。佛光寺派宣扬说，一旦人的名字记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极乐”，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摆脱贫困，获得现世幸福。因此佛光寺派等流派获得渴望现世幸福的人民群众欢迎，广为传播。相反，摈斥此说，自认为拥有亲鸳祖庙而以正统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则发展缓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莲如（公元1415年—公元1499年）采纳上述说教并亲作宣传后，一向宗各派僧侣、门徒很多转归本愿寺派，本愿寺教团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飞跃发展，时当应仁之乱之际。
二、本愿寺教团的基层组织
本愿寺教团的发展，为一向宗僧侣、信徒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必要条件。该教团最基层的组织是讲”。一寺院一道场至少有一个“讲”，多则四、五个“讲”，也有跨郡的“讲”。每一个“讲”拥有信徒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莲如组织“讲”就是要加强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强信徒对弥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讲”逐渐失去原来的性质，变成信徒们集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场所，进而成为信徒群众为争取现世幸福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战斗组织。
在北陆地方，本愿寺教团自文明3年（公元1471年）莲如亲自来此进行组织之后，有了飞快发展，在很短时间就压倒了佛教旧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把广大佛教信徒吸引到该教团之内。＇注7＇自认为是弥陀之于、坚信佛力而又获得教团组织这种依靠力量的农民信徒，思想大为解放，开始无所顾忌地积极行动。他们否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祟的诸神诸佛，轻蔑守护、地头等封建武家的权力，拒纳年贡，拒服徭役。开始时国人也企图以武力镇压农民信徒的反抗，然而当他们觉察到组织起来的农民信徒力量的强大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村内的地位进而实现取代守护大名的野心，便从镇压转为利用的政策，纷纷加入本愿寺教团。
三、加贺宗徒“王国”
由于上述情况，形成了农民信徒、僧侣同国人信徒的联合。在加贺国，这些信徒在70年代韧巧妙地利用守护家的内辽、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就在此时，尚在北陆地方传教的莲如连续发出戒条，要信徒们循规蹈矩，不得违抗守护、地头，不得拒纳年贡，不得轻蔑神佛，还打出“王法为本”的旗号＇注8＇，妄图以这些戒条束缚信徒们的手脚；然而信徒们不听，无视守护职的权威，到处发动起义，拒纳年贡，占领庄园，甚至“驱走国务之重职”，“诽正法，毁佛像经卷，捣神社佛阁”，以致出现“无佛世界”，加贺成了“无主之国”。对于这种革命形势，统治阶级惊呼之为”日月坠入泥土”，诬农民革命行动为“前代未闻之无法无天”＇注9＇。决战时期终于到来，长享2年（公元1488年）加贺起义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国信徒发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万大军包围了高尾城。起义者的援军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贺的通路，使幕府军和两国守护军队无法前来解围。6月9日包围者攻克该城，守护大名富铿政亲自杀。起义者旋即迎立富铿泰高（政亲的堂兄弟）为名义守护而接管了加贺国。
国人信徒立即把原守护方面国人的土地夺到自己手里，农民信徒的年贡负担也得到减轻。《总见记》里的一段话反映了起义胜利后农民的喜悦心情：“武家作地头事情难办，一向住持当领主可随心所欲度日。”＇注10＇此后加贺国便由有力的国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议制形成联合执政；国人代表依靠的是他们的战斗组织“组”（“与”），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组织“讲”。由于“讲”发挥了强力的牵制作甩，使国人集团垄断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