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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
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
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
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
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
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
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
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
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
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
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
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
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
《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
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
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
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
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
《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
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
即询进步
钱穆启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三十四年（1986），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
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
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
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
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
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
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又说：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
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
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
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上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用口舌修理，是有分别的。初中时施启扬编在初二戊班，很讨厌，以致被陈士宽他们用拳头修理——揍了一顿。到高中后，化学老师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为人鹰隼精明，他最不喜施启扬，施启扬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说，他相信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三十年后回想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