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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朱棣也希望借先哲的话将君主神化，以加强自身的权威。他声称：“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也。心在则天在矣。”然而这一天命说包含着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既然天道是至公无私的，人君之心也只能是至公无私的而不是别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奉不奉天道了。反之，如果人君之心可能至公，也可能不公，那么，在其不公之时便与天不合，“人君一动一静无非天”的说法便不正确。这个矛盾是致命的。每个君主在宣称他与天同心、代表天命时都无法逃过这个矛盾，因而也便很容易识破君心即天心的欺骗性。
历代皇朝盛衰的事实教训了统治者，他们不能不承认天命并非始终眷佑一切君王的，因而他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戒，必须谨慎行事。永乐二年八月丙申，朱棣在与侍臣讨论元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时，就表述了这种认识。他说：
天运虽有前定之数，然周家后来历数过之，盖周之先德积累甚厚，其后嗣又不至有桀纣之恶，使夏殷之后不遇桀纣，未遽亡。若顺帝不恤军民，不理国政而荒淫无度，安得不亡！故国之废兴，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因而，人君不仅要敬天，而且畏天。敬天、畏天，实际是要对君主的行动有所约束。首先，天是不可欺的：“下民细微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其二，天是唯一可以约束人君的：“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去乱亡无几矣。” 其三，人君知畏天，则可以常存警戒、谨慎施政；“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
总之，朱棣希望自己和他的继承者成为圣明之主，顺天无私，至公博爱，畏天慎行，以求至治。
祖先崇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来与敬天、顺天并行不悖。在中国人看来，今人所享有的一切都是祖先所赐，甚至天命的眷顾，也与祖先之积德有莫大关系。作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之家，更对创业垂统的祖先充满无限的崇拜。他们坚信，既然其祖先可以创业，那么，谨守祖先之法也必然可以守业。一切改变祖法、违背祖制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因而恪守祖制，在《圣学心法》中便成了重要内容。他说：
祖宗之法，所以为后世也。当敬之、守之，不可以忽，继世之君，谨守祖法，则世祚延长。衰世之主，败其祖法，则身亡国削。
我们之所以说法祖与法天、敬天并行不悖、主旨是一致的，还因为他们总是把先王看做是法天的楷模。天德、天道究竟是什么样的？难以说清。而先王的言行典则，则是可视可听可得而循的明确榜样。只有做得像其祖先一模一样，才可受天命眷佑于久远。
天之可敬，在于它可以眷佑下民；天之可畏，在于它可以抛弃下民，甚至降罚以行天谴。天命是如此无常！人君无不担心他们可能被抛弃的命运。君主们面临万民，如履薄冰，如蹈水火，他们警惕着随时可能来到的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被抛弃的命运，历代君主和政治家提出了不少君主临民要谨其好恶、束其言行、勤其朝政的主张。朱棣也说：
人君之所好与天下而同其好，所恶与天下而同其恶。群情之所好，而己独恶；群情之所恶，而己独好，是拂天理之公，而循夫人欲之私，则所蔽者固而溺者深。虽欲勿殆，其可得乎？
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其取舍标准则是与天下人心共好恶。他们把自己妆扮成天下民众中的一员，竭力约束自己的欲望，表现出与民众同其好恶，如果追求满足私欲，而“拂天理之公”，其结果是极为危险的。这种与民同乐的思想，与上述天命观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他们看到了能否稳住宝座在于是否得到万民爱戴。
历代人君和思想家在现实的政治经验中，得到一个结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因而他们对人民的力量十分惧怕。“君失人心，则为独夫。独夫则愚夫愚妇一能胜我矣。” 君主一旦失去民心，不过独夫而已，连一个愚夫愚妇也不如，何况他面对的是亿万民众。这是一幅十分可怕的图景。君主能不常存警戒之心？若待酿成祸乱则悔之晚矣。
于民怨未形之时图之以法，便是谨好恶、慎修身。这其中包含三层意思；
（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朱棣同历代政治家一样，把皇室看做天下第一家庭。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点上，与普通人家没有什么不同。
（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 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所做所为为普天之下所瞩目，它关系到国家兴衰。同时，他还领导着一国之风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 君主只有努力修身，行为端正，品德无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日无惕，若厉，无咎。” “弗虑无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万邦以贞。” 人君应该勤勉自励，疏懒豫怠则将一事无成。朱棣本人是个勤奋的皇帝。他于此体会甚深，他说：
夫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一心之用，周流天地。须臾踅息，则非勤励。大禹勤劳，功覆天下。文王勤上，福被子孙。德以服人，宜莫如勤。能勤能力，可以有功。……勤则不懈，不懈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
（2）保民如赤子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各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中国的儒学政治家、思想家们，设计了一个和谐、美妙的蓝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百姓被他们描述成家庭关系，君主是大家长，人民便成了子民。这大家长不仅有权役使其子民，征其贡赋，而且有保护他们的义务。统治阶级既没有无限地压榨、剥削，被统治阶级也没有无休止地反抗。他们之间是协作的、谐调的，其所做所为均是有节制的。朱棣承认、宣传这一主张。他说：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蔽。是故，圣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生也，我则有以道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勤而民众归。”
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民众是国家根本，是政权的支柱，是财富的来源。使其饱暖，缓其徭役，保民爱民，即所谓施仁政，是巩固统治所必须的。从朱棣所引述的历代言论看，所谓仁政还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
（一）施仁政则得人心，得人心则得天下。
《圣学心法》引《书》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引《大戴礼记》曾子曰：“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
（二）剥削榨取留有余地，则民乐而从之。
《圣学心法》引《礼记》王制曰：“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说的是田猎犹须留有余地，切不可竭泽而渔。所引《孟子》之言更是把仁政看做制取天下的妙术：“人者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何为不忍？何为仁政？《荀子》有更具体的解释：“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 开创了唐代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对于过分的剥削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死。”给百姓留有馀地的唯一目的是整个社会秩序：“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不为盗。”
（三）历代君主自命为天下的主宰，总是以救世主自居。因而负有安养百姓的责任。这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留下的一点传统。在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中，有贤能者被推为首领。他们担负着部落的生产、生活的管理责任。由于他们的劳绩，氏族部落的生产、生活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被后世理想化了的三皇五帝都是这类人物。后世君主以圣人自命，动辄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