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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尼特嘀嘀咕咕，大发牢骚，一面又支吾躲闪，唯恐州里的同胞知道他已“叛变”。他恳求把梅雷迪斯撤出学校，不过最后还是同意把那两百名州警察派遣回去。然而，在五十名警察到达和驻守下来之前，更为紧张的时刻已过去了。州长在一项新的声明中一反先前只是愤慨地表示服从的调子，宣称密西西比州“永远不会投降”。也许，他认为暴徒的行动可以达到他的目标，而不致使他直接处于蔑视法庭的地位。
执法警官们虽然沾满血迹、又饿又累，却严格遵守命令，仅仅使用保护生命所必要的最少量的催泪弹，并避免开枪还击。但他们在给总统和司法部长的电话报告中，表示担心有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并且对自己即使在国民警卫队的帮助下还能坚持多久表示无把握。总统听到暴力激化的消息后十分伤心，他特别关心联邦执法警官的生命安全。他还怕暴徒们猖撅起来，找到詹姆斯·梅雷迪斯，用私刑把他处决，因此他下令在孟斐斯待命的部队进入行动。他们的反应却缓慢得令人苦恼。总统每次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回答总是说部队“正在途中”。而奥克斯福德每一次打来的电话总是绝望地询问部队在哪里。总统恼火了，他坚决要同呆在现场的陆军指挥官直接通电话。陆军的一套精心设置的通讯系统义失灵了，总统接到的来自卡曾巴赫的报告是他在校园电话间里用硬币投入电话收费机后打出的。
这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又累又饿，对于部队能否及时赶到去解救受到重大压力的守卫人员几乎感到绝望。总统疾首蹙额、脸色灰白。他拒绝接受我们的意见，即他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在通宵的等待和不断的电话声中，他诅咒自己相信了巴尼特，没有早点命令部队出动。他那时认为，如果陆军部队在他设想的时间到达，两个死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可以避免丧生的。后来到凌晨五时以后，他才打电话叫醒他在纽波特的妻子，忧郁地告诉了她晚上发生的情况，随后才去睡了几小时。上午，他吩咐提出一份全面的报告，列举出白宫打到五角大楼的每只电话的时间，这些命令的执行时间，以及其中耽误的每一分钟的原因。
军队一开始到达，人数很快就增至不必要的两万人。暴徒们渐渐散去，镇上又平静下来。约有两百名左右肇事者被捕（其中只有二十四人是该大学学生）。同时，巴尼特又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次却反对暴力了。第二天早上，梅雷迪斯由一群执法警官陪同（其中至少有一个从那时起将一直保护着他的），而在总统的坚持下，不是由陆军部队陪同，终于正式注册入学，并在同学们的嘲笑和奚落下，开始了对他自己的耐力的考验。
总统说：“如果……行政部门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不能……保护梅雷迪斯先生……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个政府就会很快瓦解……那样付出的代价将比这大得多。”他认为，梅雷迪斯事件的代价可以分摊在随后和平入学所避免掉的许多其他事件上。他还补充说：“我认识到，这引起了大量怨恨我的情绪。但我真不知道他们希望美国总统要起什么别的作用。他们指望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誓言，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他设法医治“内部的这些创伤”。他抵制了民权委员会的建议，即断绝联邦给予密西西比州的一切经济补助，不管它们是补助白人还是黑人，补助种族合一还是种族隔离的活动，他认为没有一个总统拥有惩罚一整个州的权利。（这还不是唯一的事件，足以证明在这次斗争中随心所欲的民权委员会是一个有点令人不安的同盟者。）他通过伯克·马歇尔要求愤怒的上诉法院以罚款惩办巴尼特的藐视法庭罪，而不要把巴尼特逮捕监禁，从而使他成为一个殉道的英雄。他敦促其他各州认识到，法院的命令全都得执行，违抗命令除了给它们自己带来经济损害外，不能达到其他的目的。他感到满意的是，对南卡罗来纳州领导人所做的静悄悄的准备工作，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事例所显示出的说服力，有助于促使克莱姆森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和平入学。但他知道，密西西比州的战役不是结束，而是开端——他同南方的关系再也不会恢复老样子了——在1963年还会有更严重的危机和抉择在前面。
亚拉巴马州
在1963年以前的若干年中，黑人革命由于许多原因蓬勃发展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同白人并肩战斗的黑人，回国后不大愿意再接受一个劣等地位了。他们根据“美国士兵权利法”很有可能受到教育。那些离开机械化农场到南方城市去的人由于人数众多而取得了力量。那些由于工厂实行自动化而被解雇的人更渴望改善生活——那些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的人也是如此——而新的一代骄傲的、无所畏惧的黑人青年更是如此。甚至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也激起了他们对自己缺乏自由的关怀。但政界和企业界的白人领袖对他们却持敌对的或冷漠的态度，尤其是在南方，但也不全限于南方。黑人由于得不到通讯联络的便利，由于对诉讼程序很不耐烦，不得不重新使用少数派抗议的惯用武器，那就是示威游行。
总统6月间说：“破坏和不和的火焰正在北方和南方的每一城市内燃烧着，眼前法律上还没有可行的补救办法。”火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在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在施里夫波特、克林顿和近一千个其他城市里燃烧——其方式是示威、游行、布置纠察线和群众集会。但是，炙焦了国家的良心的最炽烈的火焰却是蔓延在亚拉巴马州，特别是在伯明翰市的火焰。
伯明翰——按照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说法，它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权集团看作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对象。由于该市的激烈种族隔离主义分于、警察总监T·尤金·“布尔”·康纳是市长的候选人，因此司法部长说服了金把行动推迟到1963年4月2日选举之后。但是4月2日之后——尽管由于康纳的失败引起了一场合法的权力斗争——金精心安排的运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接着，在日益觉醒的黑人社会中，每天都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和类似的示威。布尔·康纳及他的部下每天都对付他们——用警棍、警犬、救火水龙带、装甲车，以及大逮捕来对付他们。三千三百多名黑人男女和儿童——大多数都受过消极抵抗的训练一一被拖进监狱去，包括金本人在内。金的妻子在复活节星期日得知丈夫被单独监禁后，为他的安全感到担心，于是打了个电话给总统。总统的安慰宽解使她又振奋了起来。
后来，总统常常说：“民权运动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布尔·康纳。他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帮助了民权运动。”不过摄影记者也立下了一份功劳。他们拍摄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上，有康纳的警犬向黑人猛扑过去，有在大街上用救火水龙带喷射他们，有彪形大汉的警察弹压女示威者，这使全国、全世界都为之群情激动。以前胆小的黑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内被激怒起来而采取了行动；过去漠不关心的白人也感到震惊而产生了同情心。约翰·F。肯尼迪总统看到美国人的良心终于开始被打动了，于是着手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使人们的良心觉悟到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因为他公开说的话很少，因为他仍然谋求最不致造成分裂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仍然依靠说理和劝导，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抱怨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