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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所有别的办法都已失败时，总统便认为，在任何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资纠纷中，联邦政府积极地发挥作用是正当的。大都会歌剧院是唯一的例外。当总统接到歌剧院主要演员象蕾茜·史蒂文斯和利昂泰恩·普赖斯的电报后，他要求戈德堡予以干预，他在答复这位部长关于会受到批评的警告时说，“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美国的资产不仅仅是砖瓦和泥灰。”戈德堡法官后来回想起来说，“我经常被赞扬或批评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劳工部长。可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总统的劳工部长。”
这种活跃的精神起了作用。它再一次得到行政部门采取某种创新和主动措施的帮助，这些措施中包括：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一个导弹发射场劳工委员会来避免限制性的立法；总统通过电报或亲自向劳资双方代表发出呼吁俩任劳工部长戈德堡和沃茨以及各种特别部门、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进行仲裁和调解等等。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里，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时数是战后任何三个和平年头中最低的，不到过去比率的一半。当然，公众是知道有纠纷的地区的。但是尽管有几件罢工事件成为头条新闻，和平解决的次数却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并不是说，劳工关系到处都是乐观的。在海运业方面，劳工关系继续很混乱；在建筑业方面，则很不安定。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了纽约一个印刷工人工会和飞机机修人员工会的无理要求。一个总统委员会在后一事件中终于成功地取消了某些不讲效率的工作条例——有时称为“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因为他们查明商用喷气机的座舱里用不着四个雇员，只要三个就足够了。
当以机器代替人的自动化浪潮席卷全国时，有关工作条例的争端和关于“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的叫喊，势将把劳资谈判中经常出现的经济争端淹没掉。它们还以对劳工和平最严重的破坏行为和来自劳工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挑战——铁路劳工纠纷——威胁着肯尼迪政府。
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其他各行业的劳工和平。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工作条例和劳工使用问题，因为在这一行业中，严格的管辖权限和就业保证是从内燃机时代以前的岁月中就沿袭下来的。
代表全国铁路工人的五个工会，在就业人数与会员人数日见减少而内部关系又不断紧张的情况下感到心烦意乱，将近四年来，它们已形成了一道牢固的抵抗阵线，反对自动化所造成的对工作条例的必要修改。这种修改是铁路当局提出的，并且由总统委员会、专门小组和劳工部长等一系列机构予以全部或部分批准。劳资谈判完全失败了，双方都指责对方毫不妥协。全国铁路当局准备并渴望使它们修改的条例生效，这包括减少内燃机的司炉工，改变司间手的任务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措施。而如果条例修改的话，在工会这方面则准备停止所有的铁路运输。
有人说，“让他们罢工吧。”工会谴责政府，说它明确宣布不准罢工，就助长了资方的抵抗。资方则警告说，政府进一步延搁他们行使解雇工人的权利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起逐步走向最后的摊牌和罢工。
但是肯尼迪总统不肯抽手旁观让罢工发生。有些人说一次罢工会使双方迅速头脑清醒过来，他对这种说法却感到怀疑。他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折衷处理的纯经济问题。这对双方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会长期坚持下去，达到国家不能容忍的地步。”二十万工会会员罢工，立即会使五十万其他的铁路雇员无事可做。他的经济顾问估计，三十天后，受到波及的工业部门的瘫痪将使大约六百万非铁路工人闲着无事，这将是1930年以后最糟的失业情况。
因此，1963年6月，随着“最后”条例的最终修改和罢工限期的接近，总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要求双方再次探索解决办法。劳工部长沃茨几个月来一直与副部长詹姆斯·雷诺兹一起，日日夜夜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这时，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象过去每一个公正无私的建议的实际结果那样，铁路当局接受了，但铁路的兄弟工会却不肯接受。
新的限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总统与当时的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就可以代替立法措施的各项办法进行磋商后，建议双方接受司法部门的仲裁。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极端的行动。我同在雅典出席世界律师协会大会的首席法官沃伦取得联系，他表示他一向不愿看到最高法院法官卷入其他事务中去。总统也赞同这种见解，但感到在这一紧急时刻不得不干预。铁路资方接受了这项建议，而工会却愚蠢地没有接受。没有几星期后，一个工会领袖向我吐露，他们拒绝戈德堡的建议是错误的。
不过这个惹人注目的建议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使全国和国会注意到了行将把他们卷入的这场危机。在内阁会议室同民主党国会领袖举行的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使总统确信，他们完全不愿大胆地提出任何阻止罢工的法案，而且那天显然也不可能通过什么法案。那天下午，离开限期只有几小时，总统在与铁路的主要谈判负责人的私下会晤中取得了再一次的延期，使他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所属的特别小组委员会能就这些问题提出报告。他希望在此期间有新的突破，主要的根据是，他任命了两个人参加该小组委员会，一个是没有卷入这次罢工的可以信赖的铁路工会领袖，一个是为某些同事怀疑为“软弱”的开明的铁路公司总经理。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有好几次都似乎即将达成协议，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最后，所有的延期办法，现有的程序和个人的呼吁都已用尽，对付灾难性罢工的唯一抉择就是采取立法措施了。但是可供选择的立法措施看来都成问题。有些立法仍然允许罢工，有些仅仅是维持现状。有些要求对劳工进行惩罚，有些要求使他们受惠。还有些人建议总统接管铁路，这个解决办法既不解决工作条例问题，也不对资方的合作态度予以肯定。铁路工会的一个代理人要求由参议院劳工委员会予以仲裁，因为他曾给予该委员会的成员很多的竞选捐款。有些资方代表要求对铁路劳工法作出永久性的修改，把强制性的仲裁写进去。
总统希望避免在铁路或其他任何工业部门中出现一个纯强制性仲裁的先例，所以最后决定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要求州际商务委员会通过争议中的就业保障条例，并权衡这些条例对劳资双方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州际商务委员会已被授权对铁路合并后的就业保障安排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有条不紊的解决办法，它满足了国会领袖们的要求，即我们不要把一个“纯”强制性的仲裁法案提交给他们。但是，深信对州际商务委员会抱有成见的铁路工会，竭力展开院外活动反对这项建议。最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特点被丢弃了，通过了一个完全强制性的仲裁法案，并由总统予以签署。这是我国和平时期历史上的第一部这种法律。没有一方感到满意，铁路工会也谴责总统——然而罢工却避免了，而经济则继续增长。
1962年的钢铁价格争端
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反通货膨胀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危险的挑战，是来自1962年的钢铁工业方面。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那年4月份才达到了高潮，总统本人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对此感到关切了。在他就职之初与戈德堡部长（他以前是钢铁工人工会的法律顾问）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就对钢铁价格的任何提高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的问题表示关切。
总统的关切是很有根据的。钢铁工业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几乎对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它的产品又是如此之多的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的高低长期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