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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后一种差距也可能存在过，对这种差距的关注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苏联在1957年成功的导弹试验及随后的空间成就，赫鲁晓夫关于正在大批生产导弹的叫嚣，他的新的好战姿态及核讹诈的癖好，凡此种种似乎全证实了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情报专家们最大的忧虑。这些专家认为苏联人将谋求建立一支占优势的第一次打击力量，因为他们拥有这样做的工业和技术能力。一些毫无偏见的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的报告中全一再提到了这些忧虑，它泄漏给了一些专栏作家和国会议员，而在几位高级将领的证词中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支持这种观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几任国防部长都说，苏联在远程弹道导弹发展的某些领域中，至少在数量上领先是很可能的。同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1959年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听取了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的意见之后指出，该委员会的情报预测是苏联到1962年年底可能以三比一领先。
但是在1960年5月1日U－2高空侦察机停止飞行之前，它们摄下的照片表明，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显然，他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作为一种大量生产和部署的武器，代价太大、体积太笨重、太容易受到攻击。因此，他决定只生产极少量这种导弹，而去抓紧部署以欧洲为目标的中程导弹，一面发展质量较高的洲际弹道导弹。
但是1960年是一个竞选年。人们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共和党人贬低导弹差距问题的企图。肯尼迪和他依靠的参议员所掌握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形势是危险的。在预选和秋季竞选运动期间，肯尼迪很少提到苏联导弹的“优势”，即使谈到，大多也非常慎重，而且总避免举出确切的日期和数字，只引用无党派专家的看法，同时强调说，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仍然是强大的，虽然未来会有危险。他说，日期和数字方面说法的矛盾，只是程度的差异，对此，他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是说证据是强有力的……我们无法把握我们未来的安全，正如我们不能确定未来有什么灾难一样。……如果我们在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犯错误的话，我宁愿我们为安全而犯错误。”
U－2飞机侦察来的全部证据，在肯尼迪…尼克松竞选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送进来了。但是在为肯尼迪安排的中央情报局及军事情况的汇报中却始终没有向他提供过。8月下旬，他飞往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听取政府安排的情况汇报。他几乎立即便看出来，他得不到关于苏美导弹和轰炸机实力的全面的绝密材料。肯尼迪多少有点生气地坚持认为，他过去仅仅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获得的情报就比现在还多，如果空军那么傲慢，那么到明年拨款时他决不会忘怀这件事。
当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就职时，他们首次审阅了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发现估计报告不只是一种而是几种。就军事情报代表而言，这些估计报告很可能同他们各自代表的军种的战略观点和职责是一致的。例如，空军对苏联导弹当时情况的估计远比海军的估计为高。正在他们谋求得到较好的答案的时候，国防部长——他对华盛顿新闻界的危险还是陌生的——却在一次介绍背景情况的记者招待会上结结巴巴地解释不清“导弹差距”的含意，这就对于他是否认为不存在这种差距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新的争论。但在夏末，局面就明朗化了。
1961年的新估计确实表明，我们在当时可用的弹道导弹”差距”从纯数量方面来说，苏联是占上风的，但是同我们的轰炸机力量相比，双方的远程导弹数量都太少了，因此这类。差距”并不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可是就连这种估计后来也改低了，而肯尼迪政府着手建立起的军事力量也有助于保证往后不会再出现这种差距。
民防
1960年，肯尼迪在“导弹差距”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是，公众对于他真诚地估计偏高的导弹差距危机知道得太少和太迟了（甚至已经肯定情况确凿）。不过，1961年他在民防方面所犯的错误却在于（甚至在他的计划确定之前）公众对于他有充分理由加以低估的一种危险知道得太多、太快了。
同他平日和作为总统时的大部分观点不同，约翰·肯尼迪在民防方面的观点形成得太快了。据我所知，他当参议员或总统候选人时都不曾谈及这个问题。他在总统就职演说或国情咨文演说中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3月28日发表的国防咨文中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尽管这篇咨文的重心集中在大陆防务上。断断续续的、不可靠的报告传来，说苏联正在着手实行一个广泛的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体计划，但这并没有触动这个问题。
总统也没有被他的民防动员局局长弗兰克·埃利斯的热情主张所打动。埃利斯在路易斯安那州对肯尼迪作出了有效的政治支持之后，终于被安排在民防动员局的工作上。他指望使这项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公开要求取得比肯尼迪分配给他的更多的经费，并且拚命想方设法使公众注意民防的重要性。总统在听到埃利斯打算飞赴罗马，谋求获得罗马教皇的一份证明书，支持他的在所有教堂的地下室设置预防放射性尘埃的掩蔽所的计划时，婉言指出，在这时刻去打扰罗马教皇将是失策的。
但是更严重的错误还在此后。常有人说，肯尼迪作出推进民防工作的决定，是柏林危机引起的。事实上，这项决定是在4月间的猪湾事件和5月间他发表的第二篇国情咨文之间痛苦地进行重新估价的五周内所作出的。白宫班子的成员卡尔·凯森的一份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当前的努力是以过时的概念为基础的，民防预算是一种浪费，美国要末认真地大胆面对这个问题，要末就忘掉它。然而忘掉这个问题是不合乎约翰·肯尼迪的本性的。正视这个问题是同他希望向国会发出的民防工作的迫切性有所增长的警告一致的。他当总统的职责不允许他在保护我们作战武器的同时，忽视对人类生命的保护。他并没有预料会发生进攻，但他始终认识到逐步升级、估计错误或突发战争的危险性。他也没有不注意这一事实，即当时看来最可能在1964年成为他的竞选对手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批评肯尼迪政府在民防方面的“自满情绪”，他所用的话正如肯尼迪前几年用于“导弹差距”上的措辞一样。
因此，他在5月25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要求设置掩蔽所，作为防御放射性尘埃的危害的一种新的“生存保险”。他把民防工作的管辖权由埃利斯手里移交给麦克纳马拉，这部分是由于要使政府的组织工作更为有效。他们两人就移交条件进行了长期而困难的磋商，虽然在我协助下由预算局作了调停，但到总统发表这篇演说时，磋商尚未结束。埃利斯只愿意将掩蔽所计划移交给国防部，而麦克纳马拉则希望要末担负全部责任，要末不负任何责任。为了使这两人都同意肯尼迪声明中的语言，我对总统咨文的这一部分慎重地斟酌词句，使人看上去多少有点模棱两可：“我正在把这个计划的责任委派给……国防部长。”他们两人各自认为，这句话意味着我已断定他是正确的。但此后不久，所有民防职能都交给了国防部，民防动员局改组为紧急战备局，埃利斯辞去这一职位，当了一名法官。
与总统以往的声明相比，5月25日呼吁联邦作出新努力的讲话更为有力，不过措辞却是慎重的。总统强调说，“万一发生灾难，我们决不会因为没有做应做的事而原谅自己”，这就是一种保证。因此，一项新的加强民防的呼吁理所当然地列入了大约两个月后他就柏林危机发表的电视演说中。但与5月的那篇演说不同，这篇演说是从明显地存在危机的角度谈论问题的。它在焦虑的国民中引起了密切得多的注意。它关系到那一年为柏林问题可能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危险，而不单是关系到在某一个推测的时间会发生一场突然袭击的问题。这篇演说最后对民防工作提出的意见语调是特别不祥的：
万一发生一次攻击，在核爆炸和巨火中未被直接击中的家
庭仍然能够保全生命——只要他们听到警报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