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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学者分别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落实在他们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原始文化》这部书，主要是侧重于研究原始文化中的宗教现象的，那么他提出了万物有灵，图腾，巫术这样一些原始宗教现象，然后，按照进化的序列把他们排起来，认为是前科学时代，科学还没有到来的时代，进化早期的人类精神文化的现象。《古代社会》这本书，它的侧重点在研究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婚姻和家庭。所以它对人类社会也做出了一个进化论模式的阶段划分。简单地说，就是从蒙昧社会到野蛮社会，再到文明社会，所谓的三段进化论。和每一个社会形态相应，技术水平从低到高，使用的工具和生活方式，都有所发展变化。特别是婚姻家庭的形态，也随之变化。摩尔根想像中最原始的蒙昧社会，人类早期的婚姻是什么状态呢，它用了一个词叫做“乱婚”，今天又叫做“群婚”。就是指这个社会群体中任何一个男子都可以和任何一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假说，在我们过去所接受的历史的教育之中，社会发展演变的教育之中，都是被当做科学定理的，但是呢，在20世纪的人类学发展中，这样一些进化论的模式，被基本上否定了，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个原始社会，不管是生产，生活水平多么低下，没有一个社会是实行乱婚的。所以，人类学家早期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假想的成分，因为达尔文告诉我们，事物的进化是从简单到高级，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一夫一妻制这样一个高级形态了，要想寻找最原始那个阶段，怎么办呢，没有活的化石，没有更多文字的证据，靠什么呢，有的时候就靠逻辑的推理加上想像，构建出来。所以今天来看，人们把这些早期人类学家的观点叫做古典进化论，意思就是说它作为一种学说，只能代表它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有所谓的新进化论，基本上不再按照原来的模式来看待问题了。以上就是我讲的人类学产生的早期的情况。
这样一门学科，在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个的格局中，相对来说是比较晚出的，但是它在20世纪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下面要说的：人类学它为什么有这么样大的学科渗透力和思想的穿透力。关键就在于文化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再回到文化这个概念，简单地说两句，文化用来定义人的本质，人是文化动物，它把历史上西方思想史上已有的各种关于人的定义，不敢说是完全推翻了，至少是取代和更新了。比如说思想史上最常见的说法有：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社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能够使用工具的动物，等等，关于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思想家们一代又一代提出了很多定义，但是在人类学家的广阔的眼光中看来，这些定义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比如说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是什么呢，社会是社会的组织，有上层有下层，有劳动分工，有阶层。过去人对动物的了解比较少，看起来好像动物没有社会组织，但是20世纪的生物学特别是跨学科的社会生物学，发现许许多多的动物都是社会动物，就拿最简单的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就观察过的蚂蚁来说吧。蚂蚁有没有社会呀？你看看那蚂蚁窝里，有一些是专门出来劳动觅食的，有一些兵蚁是用来打仗的，还有一些蚂蚁王是坐在那里既不劳动又不打仗，吃得最大最肥胖的。可见这蚂蚁窝里不也有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吗？我们在动物世界一类的电视节目中，看到狼群的活动：三只狼在捕猎，难道是盲无目的的个人抢个人的食物吗，不是的。有一个狼在前面埋伏，堵截，后一个狼在后边驱赶，还有一个狼发动主攻击，真是非常天衣无缝的劳动分工和社会配合。我们过去认为只有人才是社会动物，这样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太能够说服人的。那么人是能够劳动，能够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在今天的灵长类的研究，特别是在大猩猩的研究发达了以后，也受到挑战，人们在非洲发现有一些猩猩非常聪明，它比如要吃蚂蚁洞中的蚂蚁，但是又捉不到里边的蚂蚁，怎么办呢？它从树上摘一个小树枝，撕去树叶，用自己的唾液沾一沾，然后伸到蚂蚁洞里去，搅一搅，蚂蚁粘上来就像吃冰棍儿一样美餐一顿。这个树枝它长在树上是一个天然的东西，一旦被它修剪加工变成了一个工具，像筷子一样，能够伸到蚂蚁洞里去粘蚂蚁，这不是使用工具又是什么呢？只不过它这个工具没有我们今天飞机大炮，宇宙飞船那样先进罢了。从本质上说它也是一种工具呀。所以能够使用工具的，能够劳动的动物所有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面临着人类学的重新定义的挑战。人类学把人重新定义为文化的动物，也就是说，世界上还没有那一种动物具有文化创造的能力。
所以有一个人类学家宣称，19、20世纪确立的文化的概念，应该和哥白尼的科学发现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真正界定了人这种独特生物的独特性所在。当然围绕这个概念还有一些其他的争议，我们在这里就不过多地赘述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人类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转向。刚才主要讲了19世纪后期以来建立的这门学科，它是研究什么的，它是怎么成立的，它的条件是什么，它确立了那些最基本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主要的进展就是它改变了早期人类学的学科的方向。刚才我们讲人类学的早期定义，是人的科学，那么到了20世纪的后期，人们认为人类学不能够再效法自然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范式，去寻找人及其文化的所谓普遍规律了。因为这个规律不能说是没有，但是目前的这个智力水平、知识水平还远远地把握不住。如果要想把人的行为人的思想，人的生活用像研究化学反应那样，用既定的公式术语来表示，现在看来是有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后期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学不能够再模仿自然科学的方向了，它应该转换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就是更加具有人文的美学的或者说是解释学的方向，这也就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的叫做解释学派的人类学。
解释学派的人类学认为，文化这个概念需要重新定义。过去文化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现在呢，把它看做是一个解释的对象。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套由意义、象征、符号编织成网络，人类学的工作，不是要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而是要寻找在这个意义网络中的具体的意义的构成，实际上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是一个解释的问题，那么从道理上讲，人类学背离了过去认为的这种自然科学的方向，走向了哲学解释学、人文学的方向，它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过去认为，人及其思想行为，人类社会，人的生活，能不能够完全地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加以理性的把握，实际上关系到这个问题。俗话说，人心怎么样？是叵测，或者说不可测；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这些说法都表明人这样一种对象，你认为你能把他把握了，实际上是把握不了的，他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他是处在人和环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互动之中，你自以为能够把握住他的规律，但是很可能是靠不住的，他明天或者说是明年，或者十年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难以预测。所以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对象，不能够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加以规律化的理解，而应该用解释学的方法，真正地深入到人的具体生活情境，深入到人的社会中去，设身处地地加以理解。我讲的这个解释人类学，这一学派代表人物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叫做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又翻译成为格尔兹）。这个人物呢他曾经在摩洛哥、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做田野作业。顺便说一下，田野作业，这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区别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方法。你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学者，你不能够研究你自己的发达的高科技社会，这在过去几乎是不成文的工作法则。你必须到一个边缘的、语言风俗和生活方式差异极大的一个异民族文化中去从事研究。所以这样一种田野作业它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人类学家必须到当地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从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