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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毛泽东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交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初，嗣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在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中，谢氏终于在3月22日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为嗣母办了后事。
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
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
办完祖母的丧事，陈独秀对陈松年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要把祖母的棺木带回去。
这时，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
潘兰珍不得不大声和他说话。
陈独秀常坐在椅子上养神，打算静下来写一部书稿，不得不暂时放弃。
邓仲纯为陈独秀抓了几付药，想降下血压，结果没有奏效。
一天，罗汉来坐，问陈：“可好些？”祖母去世后，北大同学会资助陈办了丧事。
陈独秀说：“血压还高，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轰轰的声音。
罗汉说：“安心静养，这一段别再看书写字。
陈独秀说：“已有40余日没有写字，前些时刘启明来信，要我作文作书，怕一时半载无法兑现。
“住在这里行吗？”“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邓太太和潘兰珍处不好。
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去一趟重庆，回来我再想想办法。
这次和罗汉分手，陈独秀再也没有见到罗汉。
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5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
陈独秀含着泪水对潘兰珍说：“罗汉出事了。
5月4日，延安报纸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使毛泽东又一次记起了陈独秀。
他写道：“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到城东江津公园散步，和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仪、邓燮康等人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谢谢。
邓燮康等人听了，不再勉强。
胡宗南、戴笠来访（2）
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的事我不太习惯。
一日，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来到陈独秀家。
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戴笠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
一位随从模样的人将苹果和茅台酒摆到了桌上。
陈独秀说：“谢谢。
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陈独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傅汝霖等人写的公开信。
“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出门后，胡宗南说：“我知道，要白跑一趟。戴笠说：“都是张国焘，黔驴技穷，出此馊主意。
他把共产党开山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
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胡宗南、戴笠走后，潘兰珍兴奋地对来坐的高语罕说：“县长到那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高语罕说：“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一定会来的。
鹤山坪石墙院（1）
1939年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来回要经过江津。
每次飞机过后，陈独秀都要大口喘气，歇息半日才回过神来。
一天，他给杨鹏升写了一封问候信。
杨鹏升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两人在武昌认识。
发信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
有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
陈独秀翻了一会，见书便宜，把书买了下来。
隔日，陈独秀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谈，陈独秀提到这事。
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
陈独秀问：“不知他家还有什么人？”邓燮康说：“杨鲁承有3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
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
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施怀清校长带信给杨彭氏。
杨鲁承有一个孙子，叫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作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他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
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