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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广东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三封信（1）
1929年5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科学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蔡和森在会上几次发言，详细谈了陈独秀错误形成的过程，揭露、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后来，他把这些发言整理成《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4卷5期上。
这篇文章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危险”，“主要的是右倾危险”。
“六大”后，由于联共（布）党内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消息传到了中国，李立三在党内也发起反“右倾”，蔡和森因反对冒险进攻中心城市，被斥为“右倾”，开除出政治局，撤销宣传部长职务，再次去苏联。
6月，党中央发现了陈独秀反对派行为，总书记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去老耙子路陈独秀家中，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陈独秀未予接受。
同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对陈独秀托派活动进行了不点名的警告，提出对托派小组织，“党必须坚决予以制裁”。
此外，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告44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周恩来还说：“只要承认错误，可以留在党内。
这时，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说，“愿将中国中东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部及其他一切产业”，“一概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但一直没有归还中东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仍不同意将中东路归还给中国。
5月27日，哈尔滨市警方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大会，奉命搜查苏联领事馆，挑起了中东路事件。
7月10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中东路中方理事长）下令武力接管中东路，将苏联高级职员59人遣送回国。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7月21日，中国收回中东路，中苏边境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连续对我党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
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发表《“八一”日的口号》，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革命胜利”、“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等口号。
7月28日，陈独秀给中央写信，对中共中央的宣传口号和策略提出了疑问。
他认为不能光喊“拥护苏联”的口号，这种口号“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他对中央42号通告中的一些话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如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会引起本国工人阶级革命，造成世界革命高潮等说法。
陈独秀认为，这样说，反以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件好事了。
此后，陈独秀于8月5日以“撒翁”笔名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写成了12条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一面对“六大”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感到甚幸，一面指责目前中央政策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和抹煞党内民主。
陈独秀分析，革命高潮“不会快要到来”，不要“随便把他们（群众）领到街上玩弄”。
有不同意见，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革命战争紧急时刻除外。
他举例说，有不少同志与中央有意见，但是不敢讲，怕离开工作被开除出党。
最后，他希望中央将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在全党进行讨论。
就在这时，他的7月28日给中央的信刊登在《红旗》报37期上。
《红旗》同时刊出了《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信上说：陈独秀是跟着群众落后的意识跑，从根本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
于是，陈独秀于8月11日给中央写了第三封信。
信中强调他上封信是讲党的宣传策略重要性，而中央常委对他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他认为再深入谈这个问题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他不承认自己是跟着群众落后意识跑，而是讲要通过宣传方法，策略上改变，拉来群众，不是脱离群众。
陈独秀认为群众的觉悟并没有达到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8月22日，任弼时在江苏省委联席会议上说：“如果不觉悟，坚持错误，制造派别活动，对其中的领袖分子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
任弼时去年10月在安徽南陵被捕，今年3月才放出。
他没有参加“六大”，但在“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出狱后负责江苏省委工作。
陈独秀9月初在郑超麟家见到从苏联回上海的刘仁静。
刘仁静说：“我这次路过土耳其，专门去伊斯坦布尔住了20多天，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
陈独秀一听，立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忙请刘仁静说下去。
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专门口授了《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一书，由他儿子打字。
三封信（2）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开除党籍（1）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