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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反对这个政纲。
会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说：“我们坐此静待人家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会上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陈独秀同意说：“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接头。
于是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决定7月1日在鲍宅开中央扩大会议。
回汉口路上，陈独秀还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
同时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
翌日，在鲍宅继续开会。
鲍罗廷精神饱满的作了很长的演说：“……
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扶持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钟点内实行土地革命！”
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反对鲍罗廷，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鲍罗廷反指责说：“你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蔡和森想，这是老鲍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而把一切责过归于季诺维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
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新鲜。
在江汉，两人登上了一叶小划子。
过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当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想不出。
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来，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约游黄鹤楼，两人吟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羊牧之有些不解。
瞿秋白感叹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么？……
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前几天的中央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
是不是对得起为党牺牲的大钊同志？”
他指着太阳西沉的远方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
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出席了会议。
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
陈独秀说：“湖南农协要改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可派人去改组。
农民协会会长毛泽东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
谈到将来，陈独秀说，“对于将来，我们有3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
（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
（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赞成第一种方法，他继续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
陈独秀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
讨论工农武装出路时，陈独秀说，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团中央《政治意见书》（2）
毛泽东说：“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项实难办到。
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说：“农民自卫军上山更好些，同时我们要迅速发展乡村中党。
再问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就在这天深夜，陈延年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杀、五马分尸。
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
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信件和前天杨虎表彰吴稚晖的复信。
辞职（1）
1927年7月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中国共产党以下指示：“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
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2）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秘密紧急会议……
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
为了不被驱逐，我们建议银行家（鲍罗廷）离开那里。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在拍发我的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
只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
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
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根据斯大林的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当天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
对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7月7日来信，决定“此信备案待查”。
该信说，“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纠正……
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次日，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生气地说：“你们两个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
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过程的处境和‘使他们脚跟站稳’。
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
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
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
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
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
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
这是事实。
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
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
这也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中央……
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
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
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
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执行的原因所在……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
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
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
算了，就此搁笔。
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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