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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说：“我们至少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的开展工会的工作……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马林发言：“建议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去年8月，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年1月指示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解释错了。”他认为，蔡和森和张国焘两人把我党的策略建立在梦幻的基础上。
经过争论，陈独秀、马林的观点占了上风。马林的目标是“必须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多数，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是绝对一致的”，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为了陈独秀的提纲获得通过，马林事前曾和毛泽东、王荷波、邓培、王用章等交谈。但陈独秀、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偏激观点被否决了。
选举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唱票的结果是：陈独秀40（满票），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龙（工人）27，罗章龙25票。候补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海坤、李汉俊、邓中夏。马林认为，毛、王是优秀的工作者。
新的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尽管谭平山在陈炯明问题上犯了错误，陈独秀在报告中肯定他正在改正错误，所以他被选上。
大会闭幕时，马林说，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张国焘听了很别扭，他只获得6票，感到“栽了个大筋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1）
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的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1923年6月18日寄出，维尔德7月18日才收到。他不清楚，什么地方耽误了这封重要的信件。这封指示信强调“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
在“三大”上，陈独秀及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农民问题忽略了。7月1日陈独秀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但他认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同一天，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汇报“三大”情况，说：“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于资产阶级，陈独秀评价较高。陈独秀结尾时客气地说：“由于我党还年轻，我们希望经常得到您的来信。”但他不知道，东方部主任已经换拉狄克了。
维尔德收到共产国际指示信这天，孙中山用英语对马林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生气是因为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引起香港报纸的批评，马林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事后，马林向越飞和达夫谦建议，不要将200万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以支持孙中山，而最好用21000元支持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的从事国民党的宣传。既然不给共产党资助，何必安排自己在这里工作呢？5月1日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使用一年。”在北京的斯列帕克写信给维经斯基也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
次日晚，中央机关在迁往上海前在广州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证明中央局离开广州是对的。马林也认为，留在广州继续争取孙中山支持政治宣传是白费力气。此外，陈炯明企图进攻广州，湘战又起，中央机关在广州已不安全，这也是离开的借口。
马林觉得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与国民党决裂的事。最近，陈独秀和马林、蔡和森、毛泽东都有顶撞。一天开会，陈独秀和马林发生了争论，会议不得不中断，片刻后，马林问罗章龙：“‘火山’是否熄了？”罗章龙：“熄了！”马林说：“革命党的头脑应该冷静。”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
陈独秀脾气不好，根子是不满孙中山醉心于军事活动。“三大”后不久，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
孙中山：“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这使陈独秀意识到，不能期望孙很快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8月5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他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党的意思。”会后，沈雁冰找他们谈话，结果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但陈望道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陈独秀不愿意和陈望道搞僵，给他写了一个条子，纸很小，署名“知名”：“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接受了陈独秀委派，到上海大学兼中文系主任。
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由王荷波出面租下，在中兴路和香山路交叉的小里弄。周围是手工业工厂，杂居，便于隐蔽。因为这里只有三个门牌，所以叫“三曾里”。两楼两底共有八九间房子。
年龄大一点的向警予作户主，对外称一家人。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前厢房，蔡和森和向警予住在毛泽东隔壁。9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后，罗章龙代替他做秘书工作。三曾里作为中央机关，对外是“报关行”，请了共青团员王熙春管事物，请了一位30来岁的丝绸女工魏贞秀做娘姨。
陈独秀家离这里有一二里路，在三曾里楼上有床铺，遇到开会晚了或者有事，就不回去住。平常不容许其他人来。一次，高君曼来找陈独秀，王熙春不认识她，拦着不让她上楼。回到上海，陈独秀和高君曼的话也越来越少了。无聊时，他常逛到五马路棋盘街西首亚东图书馆坐坐。这时胡适、安徽的江彤候也在上海，几个安徽老乡常以亚东图书馆为会谈场所，海阔天空扯谈一通，然后各自回家。胡适是10月初由烟霞洞到上海，住在沧州饭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2）
10月15日晚，胡适、徐志摩宴请郭沫若、田汉夫妇。散席后，胡适和徐志摩去亚东书局。正在喝茶，听到一个人急匆匆上楼。来人身穿蜡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个帽檐下卷的帽子，像一个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站起来向徐志摩说：“志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仲甫，《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徐志摩的头发在昏黄的灯下更显得零乱，脸色稍白。看着面前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陈独秀笑着点点头，既然是胡适朋友，大概有些来历。
听说是徐志摩，陈独秀连忙伸手说：“哦，知道，知道。”陈独秀拿下帽子，露出长长的头发。陈独秀头发稀少，几乎集中到了顶部，向中央靠拢，前额像一个斜坡，鼻梁挺直，眉毛间隔很宽，线条分明，很像近代表现派非洲艺术大师雕的铜像！徐志摩大惊异：陈独秀，异相也！
11月上旬一天，陈独秀到瞿秋白家中坐。瞿秋白在东南大学参加团“二大”后，到上海任上海大学学务长，住在离闸北青岛路师寿坊上海大学不远的地方，因此陈独秀常来走动。
瞿宅是比较西式的楼房。陈独秀随瞿秋白上楼进入他的布置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