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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国际资助16655元，募捐1000元，只占很小的部分。陈独秀希望共产国际继续“有所接济”。与此同时，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说，“用最好的纸印4000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汪原放建议《向导》周报和《新青年》一样，印成16开。
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说：“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回到上海，陈独秀、李大钊约见林伯渠，请他将西湖会议的精神转告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失败后，孙中山于8月14日回到上海。他在月底给越飞回信说，陈炯明“是个坏人。一个政治追随者，因为在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而与其政治领袖分道扬镳，这可以理解。但是，当这种分裂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整个政治生命就彻底葬送了”。听说李大钊、陈独秀要见他，商讨加入国民党问题，孙中山十分兴奋。
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拜见孙中山。听了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主张，孙中山像打了强心剂，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两人尽兴畅谈，几乎忘记了吃饭。临别时，李大钊说：“仲甫、马林近日要来拜见你，仲甫希望加入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和取消宣誓你个人的办法。”
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在张继、林伯渠等陪同下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说：“我同意共产党立即加入国民党，我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其中屈折无数，深知靠一党两党，难以取胜。陈炯明要叛离我，共产党要加入我，足见共产党的诚意。至于原有入党方法，完全可以取消。”这次见面，确定成立改组国民党的专门组织，并邀请共产党同志参加。因李大钊要回北京，由张继、林伯渠等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先加入国民党，其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夏曦、刘少奇、彭湃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西湖会议（2）
9月4日，孙中山主持改进党务的座谈会。国民党要人及马林、陈独秀、张太雷等50多人参加。马林觉得，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会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参加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陈独秀提出一份新纲领和组合机构草案后，有人问张继：“国民党要变更主义了么？”张继说：“中山先生只讲变通入党手续，并未讲变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陈独秀的草案在起草委员会没有被通过。
陈独秀动身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前，和马林、张太雷、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开会商量，中央机关不宜放在上海，但广州也不适合，马林同意暂时迁往北京。会议决定陈独秀去苏联期间，由张国焘代理中央书记。陈独秀希望去莫斯科，是他自己在这一年4月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的。尽管他在6月30日写信给维经斯基，担心内地工作离不开。维经斯基8月回信仍请他为出席会议准备充分的材料。
10月3日，商务印书馆开会，讨论寄售《独秀文存》（第一集）的事。王仙华不同意寄售，他担心卖共产党总书记的书扰事生非。高翰卿临时附和王仙华的意见，推翻前议。高梦旦很生气，说陈独秀的文集大多是以前谈民主与科学的话题，不影响寄售。一年前，陈独秀被邀请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因此，寄售和商务有密切关系的陈君之书，顺理成章。但王仙华不同意，两人争了起来，最后高梦旦拂袖而去。张元济很想帮陈独秀的忙，但因为自己已辞去经理，不好一个人说了算，只好追出门，劝高梦旦不要生气。
就在这天下午，陈独秀去北京钟鼓寺14号胡宅，看望胡适。最近几个月，胡适和陈独秀老打笔墨官司。先是胡适带领一班人发表“好人政府”主张，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予以反驳。见“仲甫老爱标新立异”，胡适将《主张》刊登在《努力》上，并写后记说：“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紧接着发生陈炯明兵变，胡适发表文章说：“陈炯明这一派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陈独秀写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反驳说，联省论是建立在武人割据上面的，不仅不能解决时局，还会增长乱源，并说：“我希望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9月8日，胡适写《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
9月27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认为中国的事，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否则是滑稽剧。胡适10月1日写文章说，中共“二大”宣言中对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中国局势的分析，“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笔墨官司归笔墨官司，陈独秀这期间被逮捕，胡适又出面营救。所以，陈独秀去莫斯科路经北京，无论如何要看望胡适。几年不见，给了胡适一个“大惊喜”。
莫斯科之行（1）
和陈独秀一起去苏联的有刘仁静、王钧（王荷波）。出席少共国际“三大”的刘仁静一口流利的英语，25岁，身材不高，脸上有不少黑痣，像个煤炭工人，笑起来，却引起别人的好感。来自京津铁路的王荷波与陈独秀年龄差不多，肩膀宽阔，表情严肃，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二大”，3人组成中共代表团。经奉天、满洲里、赤塔到莫斯科后，才知道国际“四大”开幕式已于1922年11月5日在列宁格勒开过了。11月９日，会议移到莫斯科。
见到陈独秀率中国代表团来，瞿秋白特别高兴。他发现，比自己大20来岁的陈独秀个子不高，前额宽广，留着小胡子，牙齿整齐洁白，说话随和。瞿秋白戴着近视眼镜，头发后梳，高隆的前额和五官匀称的脸庞，书生味很重。他身着红军大衣，系一条领带。瞿秋白的脸色不太好，他的一叶肺溃疡，出现血痰，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疗养。
11月13日，列宁出席大会并作报告。大厅里坐着400多个代表，除了中国共产党，有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工人援助会、美国黑人组织等58个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全体代表起立，唱起了《国际歌》。瞿秋白用俄文唱，陈独秀用中文唱，歌声响彻大厅内外。列宁微笑着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几个钟头过去了，列宁带病讲了10000多字发言稿：“……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列宁最后几句话淹没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淹没在“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的欢呼声中。
列宁身体不好，没有接见各国代表。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会议日程安排得很长，中国代表分在“关于东方问题”提纲组讨论，由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牵头。拉狄克1885年生，曾在德国被捕，1920年放出。他发言说：“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样子。”最后说：“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拉狄克的印象，来自马林和利金等人报告。利金在5月20日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有“小组宗派性”，“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
拉狄克和陈独秀等人谈话，像是一位外聘的洋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他看着刘仁静说：“从你的报告上，看不出你们的议事日程上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苏维埃共和国。”陈独秀说：“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已有了实际的步骤，但主要是在报刊宣传上与其他流派作斗争。我们工作还不够，还没有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拉狄克对陈独秀虚心地听他的长篇说教和严肃批评十分满意。他和其他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一样，赞同陈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