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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后，陈独秀评价说：“豫才的小说，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很有结集重新出版的价值。”鲁迅写到：“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打算用在《新青年》上么？”张国焘问。“嗯”，陈独秀点了一下头。“你对近来编的《新青年》有什么看法？”张国焘说：“谈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浓了。”
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党小组发起人也参加了团组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刘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作为第一批团员，参加了青年团各项活动。
陈独秀编《新青年》8卷1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陈独秀一听，生气地说：“加什么价，去年我在北京，就讲订数少，不想发行。不发行好了，我自己发行。
”汪孟邹胆子小，说：“怕不好，合同没有到期，群益会诉讼。”“不怕！北京吴总监的牢都坐了，还怕他们诉讼，让他们诉讼好了。是他们先加价，先违背合约。”陈独秀大声说。
这时陈望道来坐。汪孟邹又劝了几句告辞走了。陈独秀怒气冲天，说：“群益书社想加价，我打算自己发行《新青年》，你来得正好。将《新青年》办成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如何？”陈独秀见到陈望道，火气顿时消了下去。
陈望道提醒陈独秀说：“《新青年》这样公开宣传共产党，会不会有麻烦？”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先开辟一个专栏，介绍马克思著作。”陈独秀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9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但他不知道，陈独秀其实没有博士学位。
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胡适主张，要搞新文化运动，只要做两件事，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怎么提高呢？那就是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不谈政治，陈胡二人一南一北公开摆起了擂台。
秋天，张申府到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发起共产党的事。回北京后，张申府和李大钊吸收张国焘入党。此后，又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李骏等人入党，建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北京共产党小组开第一次会议时，黄凌霜等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开会不拘形式，结果决定不设会议主席，不作会议记录。讨论工作分配时，黄凌霜提出，“各项职务不必用什么确定的名义”。张国焘问，“那工作怎么分配呢？”“先定下哪些事该做，然后由各人自由分担。”李大钊提出，此事以后再交换意见。
社会主义青年团（2）
因小组成员大都没有工作，李大钊每月从他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活动经费。
广州政府阁员（1）
1920年11月22日，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讲学，抽时间到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话别。
谈到黄凌霜等人中途退出北京党组织，陈独秀说：“不要紧的。上海这边，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了。”最近，陈独秀四处联系发展建党事宜：湖南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何叔衡；山东找了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此君转荐办《励新》杂志的王烬美、邓恩铭；湖北李汉俊推荐了董必武、刘伯垂来上海，陈独秀又请刘伯垂去找董必武。
次日晚上7时，上海一品香饭馆前门前窄窄的路面上来了不少文弱教书匠，他们都是在沪的北大同人，相约在这里为蔡元培饯行。因为是送蔡校长，高君曼也去了。
见到陈独秀、马寅初等人，穿着旧式棉袍的蔡元培忙上前拉手，说：“又惊动大家了。”蔡元培剃去了山羊胡子，分头也改成头发后梳。和蔡元培同来的有罗文干、汤尔和、张申府等人。陈独秀应付地和汤尔和拉拉手，寒暄了几句。
菜上桌后，陈独秀代表东道讲话，说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闲谈时，陈独秀对蔡元培说：“见到9月15日的《时事新报》，我就知曹锟、张作霖上台是换汤不换药，老蔡呆不住了。”
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应道，“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作霖说：“可不是。”曹锟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11月24日，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张申府等离申赴法，陈独秀登上拖轮，一直将他们送上停泊在吴淞口的法国“高尔基号”海轮上。
送走张申府，陈独秀回到寓所写了两封信，一封致罗素，一封致张东荪。陈独秀对罗素很失望：“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不是误中国人么？”他在信中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给罗素面子，也是给胡适、张申府的面子。
给张东荪写信时，陈独秀从一堆旧报纸中找出11月6日《时事新报》，上面有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张东荪夏天退出发起共产党后，这次借罗素来华演讲，挑起了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陈独秀这封信写了几天，写了五六千字，写信的口气也比致罗素的信强硬，提出中国非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12月1日，陈独秀将鲁迅译的《幸福》登在《新青年》8卷4号上，同时开辟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文章，陈独秀写的《复张东荪先生的信》也刊在其中。
12月上旬，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拜访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愿意加入C。P，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特别需要发展好的党员，你是孙先生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们的共产党，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和林伯渠一番诚恳交谈后，陈独秀彻底打消了顾虑，对于孙中山的左右追随者，陈独秀在日本即有一种成见，有好评的并不多。
陈独秀建议林伯渠作秘密党员，这也是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几个月前，戴季陶就以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为由，拒绝参与发起共产党。林伯渠十分赞成。1914年夏天，林伯渠参加中华革命党时，曾打手印宣誓五条，其中有“服从命令”，“誓共生死”条。如果孙中山知道他现在加入了别的党，会怎么想呢？
张东荪在1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反驳陈独秀。因陈独秀打算离沪赴粤，暂时中断了与张东荪的论战。北洋政府逼走蔡元培后，陆军部又给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密电，说：“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扩张过激主义。”密电要其查禁《劳动界》，并对陈独秀“缉拿惩办，以遏乱源”。这一举动，促使陈独秀离开上海。
这年10月22日，陈炯明的粤军占领广州。11月14日，孙中山率领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孙中山去广州前几天，根据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房子很大，有许多书橱。他54岁，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六岁，身材挺秀，举止谦和，身穿朴素的草绿色青年学生制服，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远方的俄国的斗争建立联系。”
孙中山到广州不久，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广州政府的阁员是：孙中山（内务部长）、唐继尧（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伍廷芳（外交部长）、陈独秀（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