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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4场演讲。2月7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因为要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当晚7点，陈独秀由大智门登车回北京。
陈独秀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1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不见了。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署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到风声，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但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陈独秀糊里糊涂回到寓所，他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一位警察进来了，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警察说。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为了缓和口气，警察点燃一支烟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能不能给一张名片啊？”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急急走了。
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步进来，十分蹊跷。他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去了胡适家。一看胡适家不是藏身之处，又去了李大钊家。陈独秀将他回家遇到警察的事对李大钊说了一遍。“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钊担心地说。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回南方是个机会。“我也这样想。”陈独秀现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了。“只是乘火车和小汽车是万万不行了。”陈独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个警察。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逃离北京，说：“我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