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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张大网正向陈独秀张开。北京各警察区署接到京师警察厅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陈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18号设立印刷机关妨碍治安。但警察只知陈独秀住在中一区界内，不知陈独秀确切地址。
6月11日午饭后，陈独秀匆匆忙忙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昨天，陈独秀等人在中央公园等处散发传单。北京政府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的人。
陈独秀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他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口袋里蓝公武给他的信也没有拿下。外形似弓弩一样展开的四层高大主建筑的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影憧憧，小摊小贩的叫卖声，人潮如涌的嘈杂声浑成一片。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在游乐场吃茶聊天。胡适还是去年春天来这里玩的，街上熙熙攘攘，路面还留着昨天下雨的痕迹。正在说话，陈独秀突然从他的上衣怀里取出一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来向周围散发，茶房里一阵骚乱。胡适吃了一惊，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忙朝高一涵看了一眼。陈独秀使了一个眼色，说：“我一人留下。
”他一个人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高一涵和胡适便先离开游乐场。
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缉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头一天，他们接到侦查传单的任务。约中午两点，一个叫朱霞的巡警神色慌张地找到巡官刘永德、邓海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刚捡到的传单。
在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两名巡官发现陈独秀形迹可疑，一边一个扭住陈独秀左膀右臂。“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抓人。”陈独秀大吼大叫。一名巡官从陈独秀身上搜出一筒传单和一封蓝公武给陈独秀的信。陈独秀不再叫了。几个人见抓到了陈独秀，警官与侦缉队洪分队长发生了争执。警官人多，强行将陈独秀押往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解宪厅。
审讯时，陈独秀说：“我是北大文科学长，蔡校长走后，我也请假回安徽，昨天才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上捡到一筒传单，看到三分之二处，大意还没有看明，就被你们抓来了。”“传单从哪里来的？”巡官一再讯问，陈独秀总是回答：“因为是捡来的，确实不知传单来历。”
晚上12时许，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围了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氏住宅。两扇对开的破旧的窄木门被震得摇摇晃晃，门前一对矮小的石狮无奈地呲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大事了。
陈独秀案之大疑团
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6个人官职，其中有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所以王怀庆坚持主张将陈独秀按军法处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汀是安徽合肥人，他要将陈独秀按警律处理。双方争执不下，告到总统徐世昌那儿，徐世昌决定送法庭判决。徐世昌迫于形势，1919年6月10日免去曹、陆、章职务，6月11日提出辞职。抓住陈独秀后，徐世昌又收回辞意，只是换了内阁总理，由龚心湛接替钱能训。
第二天，胡适听说陈独秀被捕，十分担心。陈独秀平时为人倨傲，加上“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他，正好抓住了借口，把他捉将官里去了。半夜，一家报社来电话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胡适一时睡不着，写了一首《威权》小诗：“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胡适希望北洋政府早日垮台。这以后，胡适天天都接到关于陈独秀的消息。余斐山来信说：“闻独秀先生被捕，甚为骇异！”南通的张孝若来信提醒胡适：“陈独秀被逮，文字狱之先声也。”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在第二三版用几行字小心翼翼地刊出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上海的《民国日报》则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北方的报纸遮遮掩掩，南方的报纸摆出替天行道的架式，趁机给北方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大造营救陈独秀的舆论，罗家伦、黄昆仑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李大钊和高一涵分别给章士钊拍电报，请他出面和龚代总理斡旋。与此同时，旧势力希望重罚陈独秀，京师总商会申明《北京市民宣言》是假借市民名义。《神州日报》说“营救能否有效，殊难预卜也”。不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披露陈独秀已释放的谣传，同时披露了邮局克扣李大钊致章士钊电文事。一时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6月23日，设在上海的安徽协会潘赞化等4人给李辛白和胡适来了一封信，胡适没想到为营救仲甫还闹出一大堆事来。章行严致电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后，王克敏回电说，陈独秀已放出，警察厅已派人到陈独秀家慰问。潘赞化等人正准备给陈独秀写信慰问，江彤侯来信说陈独秀仍在狱中。章行严怀疑王克敏的信是别人伪造，而自己的信，他可能没有收到。因为高一涵来信，章也没有收到。昨天，章行严又给王克敏、龚仙舟写信。此外，潘赞化、章行严等人还请章太炎写信给蔡元培；请李光炯转托吴；请吴守一托马通伯；李次山给张敬尧电报，张敬尧给段祺瑞、王怀庆、吴静潭去电报，李次山听说仲甫已放后又给张敬尧去电感谢，张敬尧也回电说已电谢北京……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场滑稽剧。
6月23日下午7时，胡适在六味斋招待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钊等12人，商议《每周评论》善后事。陶孟和没有来，他3月份到美国去了。胡适说：“自孟和离开、仲甫被捕，《新青年》就像是衰了……要编好《每周评论》，需要有专门的人投入精力，我现在没有课……”胡适想一个人编《每周评论》，是想多发表一些杜威的演讲，他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有看法。感到《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因为过去胡适不乐意于《每周评论》，现在有了热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件好事，在外人看来，这意味着《新青年》内部的团结。李大钊是“好好先生”，他说：“我希望《每周评论》要体现《新青年》同人的团体的精神……”大家七嘴八舌商量了3个小时，商议结果，是维持现状，由李大钊和胡适共任编辑。
次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严修儿子严智怡游说徐世昌的消息。原来，严范孙（严修）的儿子带着父亲的信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徐世昌开始说：“这是司法部的事。”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的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事，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答应“维持”陈独秀。严智怡又趁热打铁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深推辞说：“此案还没有交到司法界，不便过问。”最后也答应“维持”陈独秀。除了严范修，马通伯等人也参与营救陈独秀。
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上了警察厅黑名单上第二号人物后，准备回老家躲避。尽管报上讲仲甫受了两次拷刑，陈夫人也担心仲甫胃病发作，但有章行严给龚心湛写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计仲甫没有生命危险。李大钊走后，《每周评论》交胡适负责。
天气渐热，警方同意高君曼送书籍、衣服及少数饮食品，但不允许和陈独秀见面。后来，警方突然又允许高君曼见陈独秀了。铁门咣咣啷啷的打开后，借着昏暗的光线，高君曼看见一张低矮的床上，卧着他的先生：衣衫不整，胡子拉碴，正染着寒热病。此时的陈独秀，正应了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小诗《怀陈独秀》里的话：“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