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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因为要去中央公园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会议，告辞了。送走蔡元培，汪孟邹问：“真的来？”“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再说，我在北京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陈独秀情绪亢奋，眉飞色舞地安慰汪孟邹。“孑民把适之也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那也是。”提到蔡元培聘胡适，汪孟邹露出了笑脸。“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处的。”这次北上，书局招股十余万元，南方认股数万元，加上“亚东”、“群益”旧有财产，共有30余万资金，因此书局成立在望，也不负汪孟邹此行。
品学兼优
1917年新年伊始，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收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写道：“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外留心此问题作一草案。”陈独秀一口气读下来，快慰无比。以前他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陈独秀乐不可支。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兴冲冲地加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又趁兴给胡适去信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
来自四川成都的吴虞（又陵）的文章和信，也使陈独秀喜出望外。当年，陈独秀帮章士钊编《甲寅》，曾编过吴虞寄来的《辛亥杂诗》。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说，他“写了一些非孔非庄的文章，成都不愿刊登”。陈独秀正缺别的刊物不敢登的文章。他写信希望吴虞“将所写文章全部寄来，分载《新青年》和《甲寅》，以嘉惠后学”。
住在峨眉山下的吴虞和潘力山谈起陈独秀来信，潘说：“陈独秀，我知道，大约40来岁，安徽人。辛亥革命前，喜欢读《易经》，写一手好小篆。在杭州作了不少游山玩水的诗。辛亥革命后，到处讲学，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吴虞将潘力山的话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编《新青年》2卷5号时，陈独秀收入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一文。这是去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演说。陈独秀记得，这天正是蔡公去旅社看他的日子。
高君曼听说陈独秀要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十分高兴。北京可是她的母校所在地呀。惟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陈独秀也顾不上他们。
一日，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仲甫脾气倔，不听我的话，已有几次和我争翻了脸。”后来，潘赞化和陈独秀谈延年、乔年的事，陈独秀说：“高君曼是妇人之见，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关心他们，其实是害了他们。社会这样险恶，从小不吃点苦，长大能干什么事？”潘赞化见不是路子，忙说别的去了。
上北京之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邻居岳相如过来贺喜。陈独秀说：“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3个月后还回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接替胡仁源。1月11日，蔡元培起草致教育部函：“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附了陈独秀履历表。隔日，教育部以函字13号送达北京大学：“贵校函开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复。”
1月13日，北大校园里一群人在围看蔡校长任职后的第三张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校园里一时议论纷纷，赞同与贬斥沸沸扬扬。反对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黄侃、马裕藻等人。陈独秀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运动，桐城派的古文家视之为同乡中的叛逆。黄侃等人主张晋宋文风，但其音韵考据之学，同样因袭古人，同属《新青年》扫荡范围。他们认为陈独秀只会写一些笔记性文章，不配在高等学府任教授，不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黄侃、马裕藻等人不愿在陈独秀任下执教，除了陈君激进外，还有对前任夏锡祺的感情因素。黄侃不容陈独秀，还有一个陈年老账。黄侃即当年陈独秀在日本《民报》馆无意中得罪的湖北人黄季刚。
支持陈独秀的教授主要是沈尹默及安徽籍的同乡。他们提出安徽自戴震（戴东原）之后，安徽人士研究文字学已成传统，在这些人士中，陈独秀对训诂研究造诣甚高，写过《字义类列》。于是蔡元培说：“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
风波平息下去后，陈独秀携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今20号）。
《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北京。
寻找友军
1917年1月底，陈独秀忙着编《新青年》2卷6号。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自己必须表明态度，树起大旗。他写《文学革命论》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4月9日早上，在纽约正杀青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新青年》2卷6号。他发现陈独秀在该期发表了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特别快活，回信表示“均极赞同”。胡适对钱玄同的通信很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位未见面的大教授火气太盛。
不久，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新青年》3卷2号登出了他写的《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划生”），不禁喜出望外。该文是请去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转给陈独秀的。傍晚，毛泽东、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到蔡和森家坐。
毛泽东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所可比拟。”以前，毛泽东喜欢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现在他喜欢读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
季春一日，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来陈独秀家坐。陈独秀拿出刚收到的胡适信给他看，钱玄同说：“胡先生驳林琴南，我很赞成，划分文学时期，以宋元为一时期，我却不敢苟合。”“我主张建安为古代期，建安到唐为中古期，唐宋为近代期。”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文学一变于魏，二变于唐。“唐宋放在一起，比宋元放在一起似更有理。”钱玄同表示赞同。
5月9日，胡适收到《新青年》3卷1号，通信栏中有钱玄同的信，是针对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的。钱玄同很赏识胡适关于称谓、骈散文、文法等问题的论述，但胡适文章中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譬如，用典一段所举5例不恰当，所举江君二典不确切等。
第二天，胡适写《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对钱玄同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如钱玄同说《聊斋志异》“全篇不通”；将《西游记》和《封神传》相提并论，不应在文学上有一席地位；《七侠五义》是诲盗的书；抬高《说岳》，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等。
立秋后，天气凉爽多了。一天晚上，戴着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咚咚咚敲响了S会馆的大门。白底黑字的门匾悬在门庭的上方，门前的狗跟在他后面叫，使他心狂跳了几下。60多岁的长班齐“老太爷”因吸鸦片；已很瘦弱；他慢慢吞吞地开了门；见是大先生的客人；一边喝退吠叫的狗，一边侧过身让钱玄同进来了。穿过会馆南部的前院，绕过仰蕺堂的南墙；经过月亮形的门，便进了鲁迅住的补树书屋院内。补树书屋风门朝西，南偏室木窗前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曾有一位姨太太吊死，没人敢住，鲁迅不怕鬼，喜欢这里清静，蚊子又少，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