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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7月8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2天，我们的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同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编为4个支队。江南3个支队，江北1个支队。
1938年3月14日，第四支队首先集中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继而于4月进抵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3月，军部亦由南昌迁至岩寺，第一、二、三支队也于4月在皖南岩寺集结。至此，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业已出现在大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住了一个短时期，很快转到皖南泾县的云岭。各支队经过一段短期整顿，继续东进。1938年5月，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到达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7月，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则进入皖南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的东进，有力地打击了苏皖的敌伪军，钳制了沿江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寇军力。深入到沦陷区的各部队，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
然而，新四军取得的每一胜利，却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不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击和蒋介石伙同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而且还要同内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等思想倾向进行艰韧的斗争。当时，我们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方针的过程中，的确是有过一段难忘的曲折过程。遵照党中央指示，1939年5月和11月，先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势如破竹，打开了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
当时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两个团，另属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营。全支队约30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参谋长。该支队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1938年2月，七团和八团、手枪团分别从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竹沟出发，三四月间到达安徽省桐城、庐江、舒城之间蒋冲东西汤池流波疃一带。先后收复了淮南路西的无为、庐江、襄安等城镇，为继续向淮南路东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四支队主要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敌后的东进方针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团遵照党中央的方针，继续东进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区外，其余部队在桐城、舒城地区停留时间较长，没有及时东进。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四支队工作，督促四支队继续东进。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区。
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后，积极开展与安徽桂系当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庐江、无为地区地方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经过耐心工作，四支队逐步向淮南地区两侧活动。
这时，桂系当局已在大别山区暂时站稳了脚根，在日寇诱降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开转向反共。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东进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面对这种局势，纷纷要求东进。1939年3月，部队到达合肥附近地区。
三
1939年4月底，叶挺军长亲临江北（随行者有罗炳辉、赖传珠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5月4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扭转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问题处理以后，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员，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徐海东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9年9月受到党中央委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由于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没有休息和治疗条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带病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兼任四支队司令员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160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欺骗宣传。
1939年7月，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3个团，罗炳辉同志为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为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副司令员，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等同志率领下，坚持在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为了坚持保卫路东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罗炳辉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先后3次攻打来安城，第3次兼用火攻，消灭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五支队也威名大振。
五支队刚成立时，部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基础较差，罗炳辉同志就组织领导整训部队，从基础训练做起，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有时还经常出题目考问战士，他总是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部队的，同时对待下级或战士又是十分关怀、体贴。天气尚未转寒，他就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们准备冬衣；部队有了伤病员，他常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一点的东西给伤病员吃，部队到了宿营地，他亲自检查床铺和生活安排得怎样；休息时，就找干部掰腕子，比臂力，给战士们讲故事。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官兵亲密无间的情景，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和爱戴。
我是1939年秋，从皖南来到江北地区的，当时军部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共十余人。由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陈再励为团长，军部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为副团长。巡视团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服务队，开展部队和地方上的宣传、文艺活动。巡视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帮助工作。这年冬天，陈再励、冯达飞两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则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这时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来，总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务队除外）。从此以后，我就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与江北部队一起活动，再没有返回皖南。
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在1939年7月前，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敌人占领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而是把大批干部留在大别山国民党第五路军部队所在地，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事实上，为国民党桂系当了“苦力”。到了1939年7月，接到党中央指示才进行了转变，有计划地把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新四军主力活动地区。致使江北的广大地区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发展，错过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时机。回忆起来，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