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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的巨大挑战,如果真要加入惠普,那么我自己要做很多准备。
形成这个初步计划之后,我回到了朗讯工作,每天的事务让我忙得不可开交。几周后,我接到了路·普莱特的电话,他说他想见我。到底在哪见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俩在一起。因此,惠普派了一架飞机飞到新泽西州,把我接到了圣何塞机场,我们在停放惠普公司飞机的机库里见了面。
路·普莱特刚从日本出差回来,还没倒过时差来,身心疲惫。不过,他和我见面时充满了热情也很投入。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我觉得比我俩原先想得长得多。路·普莱特显然对公司增长停滞、盈利能力下降的局面感到非常沮丧、忧心忡忡。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中,惠普表现强劲,不过,此后业绩就开始下滑。到了1999年3月,公司已经连续8个季度表现低于分析家的预期了。路·普莱特说再也不会有人对惠普有高期望值了,他也表示自己无力激发公司创造更高的绩效,因为公司的组织结构具有高度分权化的特性。他觉得公司的文化既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也是造成缺陷的一个原因,是阻碍变革的因素。他认为接下来的惠普分家将是痛苦的。
惠普选聘(2)
我们谈论了鼓舞人心的目标和公司文化。我讲到了在公司文化中某些重要的价值观可以激发更高的绩效。我谈到了在朗讯的经验,认为分家尽管会带来阵痛,但能激发潜在的能量,而且有可能正是这种阵痛催生了这种潜能。
这不像是招聘首席执行官的面谈,更像是两个人之间平等的谈话。我们都对惠普公司很崇敬,探讨了怎样让惠普变得更好。我走到一块白板前,把双方同意的观点写了下来。创新、客户的忠诚度以及贡献都是能够提升绩效的价值取向。目标的确定对于绩效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定得过低,员工轻易就能完成,但是却不及竞争对手的表现,也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目标定得高一些,员工可能完成不了,但是其表现可能会超过外部的竞争对手。
路·普莱特多次用到“变革”这个词,但是我们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谈战略,而是谈公司的运营表现以及怎样来改进。我问了很多关于公司组织结构的问题,因为我有过多次和惠普不同部门打交道的经验。我也问了一些关于董事会的问题,很明显在路·普莱特和几位董事之间矛盾很严重,特别是和迪克·哈克伯恩之间。我的直观印象是,尽管路·普莱特很沮丧,但是他并没有打算马上卸任,在他的“退休”问题上,董事会和他之间僵持不下。(后来我得知,他曾经告诉过下属,早在1999年1月的董事会之后,他就被炒鱿鱼了。不过,对公众宣称的是由他自己来选择隐退的时机,由他物色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
路·普莱特很慷慨地拿出了这么多时间和我交谈,而且对自己的失望情绪毫不避讳,让我有些吃惊。最后结束会谈时,他说:“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兴奋过了。”我离开飞机库的时候,感觉和他一样兴奋,不过也很担忧,因为惠普所面临的挑战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但同时也深受鼓舞,因为路·普莱特和我可能会为惠普共同去书写美好的明天。我们都很清楚,接下来我会接受遴选小组其他成员的下一轮面谈。
我的下一次谈话是和萨姆·金尼进行的,地点是在旧金山机场。我总是在旅行,而机场是繁忙而又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如果别人在某个机场看到我,谁都不会起疑心。萨姆·金尼曾经是沃达丰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也是Air Touch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从前还是朗讯公司的客户,我们也有过生意往来。我们一起见证了从贝尔系统到AT&T的变化历程,所以有些共同的经历可以回顾。
萨姆·金尼很强势,快人快语,嘴下毫不留情。惠普公司缺乏战略,组织文化让人裹足不前。公司没有关于人力资源发展的计划,董事们从来不谈论组织里的员工和员工的发展。萨姆·金尼告诉我,在惠普,员工不像在AT&T那么频繁地调动工作岗位,他们在一个小的业务部门工作,专业知识深厚,但是经验不足,眼界也不宽。在几次碰面的过程中,战略、文化和员工是我们每次交谈的主题。这也是董事会最后决定寻找一个改革者的原因,他用“变革型的首席执行官”一词来描述他们想要的人选。
就像路·普莱特和我谈过的一样,萨姆也向我描述了董事会挑选首席执行官周密、严格的步骤,从而来界定候选人的能力。作为公司董事会的提名管理委员会主席,他感到很自豪,因为董事会的成员都认真填写了问卷调查表,并且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认真的讨论。董事们对每个候选人都会进行非常彻底、认真的评审,而且在放弃任何一位候选人的时候,每位董事都会花大量的时间陈述意见,从而确保大家观点一致,因此萨姆·金尼有信心董事会肯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向他询问了董事会的情况。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会对什么问题有异议?萨姆·金尼预见到接下来公司可能要拆分,董事会也会拆分,这恰好是对董事会做出调整的时机。他没有再多说什么,不过我觉得下次如果还能和他见面,这将是个继续切入的好话题。我知道,波音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菲尔·康迪特在很多问题上和萨姆·金尼观点一致,萨姆·金尼还提及迪克·哈克伯恩在人选问题上有很大发言权。沃尔特·休利特、苏珊·帕卡德、帕蒂·邓恩和杰·凯沃斯等人他都没提到。在萨姆·金尼眼中,他们都不是发挥重要作用的角色。
我问萨姆·金尼关于惠普极度分权化的做法,有很多部门实际上都在独自运营。我告诉他,作为惠普公司客户和潜在商业伙伴,我曾经领教过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他同意我的看法,说这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因为公司缺乏战略,缺乏有力的领导。我还问道,惠普的竞争实力不如Sun或是IBM,董事们有没有感到不安。Sun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有句经典的点评:“惠普是一家生产优质打印机的企业”。尽管斯科特·麦克尼利有时会大放厥词,不过这句话的评价是中肯的。后来我知道,斯科特·麦克尼利和萨姆·金尼还是高尔夫球友。萨姆·金尼很尊敬斯科特·麦克尼利,觉得他对惠普公司的评价很准确。萨姆·金尼还半开玩笑地谈到了其他一些对惠普的评价,有人说惠普公司是唯一一家在销售寿司时会采用“死鱼卷”广告标语的企业。萨姆·金尼说:“我们需要更好的营销策略。”
我问道,为什么他们觉得像我这样来自电信业的外行能够胜任?他回答说,现在网络和网络化已经成了网络时代的关键所在,通信科技和电脑技术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另外AT&T和朗讯分家的经验也有借鉴作用。我提到自己并非工科出身。我们两人都同意,我的教育背景不太合适,我又是来自行业和公司之外,这些都会造成别人的很多评头论足、不满和疑虑。我是个女性的话题我们从来没有谈及。我和萨姆·金尼结束了第一次谈话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轮面谈。
可是,过了几天,在同一个机场,约翰·费里又和我进行了会谈。他从几个角度问我为什么觉得自己能承担惠普首席执行官的重任。这些问题问得好。究竟为什么?我告诉他我不会一人来扛,也扛不动,我想得到董事会的帮助和支持,也需要得到整个管理团队的帮助和支持。我告诉他,我有过很多类似的经历,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森林,应对各种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走出森林,我必须具备一些尚不具备的技能。我坦言,尽管自己喜欢挑战,但是眼下的挑战之艰巨是前所未有的。董事会如果选择我,必须很清楚他们到底选择的是谁,选择其他人也一样。变革不是儿戏。大公司的现状有它的道理,现存的等级和官僚体制能够让任何人翻船,包括首席执行官。改变惠普将是一段漫长而又艰险的长征,董事会一定要选好这段旅程的领头人。
惠普选聘(3)
在会谈中,惠普董事会在面试我,其实我也在面试他们。彼此了解是很关键的,在我全身心地投入之前,我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离开朗讯对于我而言是个要下狠心的决定,对于我所热爱的朗讯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想在这里我可能会登上公司的最高职位,而且会干得很好。我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