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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所说的那个受难的词汇，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了家，问母亲什么叫受难。母亲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谁教会你这个词汇的？”我没回答，然而，这个词汇始终在我眼前晃动不息，晚上吴姨来了，她说她跟我睡几天，她来了客人，房间让客人住了。然而，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住就是一个半月，那个男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占据着吴姨的房间，母亲说那个男人是吴姨年轻时的恋人，错过了与吴姨结婚，现在，吴姨又离婚了，所以又来续缘了。
“续缘”这个词汇与受难这个词汇一样陌生而新鲜，母亲说他们要结婚了，因为相隔原址太远，无法回老家去领结婚证，所以，他们想让母亲做证婚人。他们不想声张，因为任何声张都代表着言辞，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所以，他们不想解释，只想同我们全家人一起吃一顿便饭就秘密地结婚。由此，我们全家便来到了吴姨的宿舍，那只是一间单人房间，证婚人母亲在我们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夕庄严地宣布了吴姨和那个男人成婚时，我们嗅到了一锅鸡汤的味道。
从此以后，吴姨和那个男人住在了一起，在那间房间里，他们没有改变房间的任何色泽，在镇乡公所的人们看来，这个男人就是吴姨的丈夫，所以没发生什么异议，在母亲证婚者的声音宣布之后，一个男人就这样住进了吴姨的房间里，男人转眼在镇上租了一家铺面，修理各种乐器、电器。那时候，这是小镇第一家维修铺子。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直到吴姨和他丈夫离开小镇之前，吴姨才告诉母亲，她的男人在来小镇之前，放弃了城里的工作，他是一家音乐学院的教师。这也许就是“续缘”的故事，同时也是他陪同吴姨“受难”的故事。他们离开时，我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相依为命的手牵手拉着几只箱子，即将回省城去的现实，而此刻，我好像听见了吴姨在唱歌剧，因为她将回歌剧院去。无数年以后，我在歌剧院听到了吴姨的歌声。
1982年 求婚者的降临
1982年频繁的求婚者出现在窗外，我住的窗外就是一条街，因而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面孔，他们手里夹着香烟，那些源自八十年代的劣质香烟给他们的焦灼带来了烟雾，而透过这层烟雾我恰好可以看见他们的脸。第一个敢于敲开我门的求婚者是一个货车司机，他黝黑的面孔闪烁着羞涩，开始时他并不求婚，他只是到房间里坐一坐，留下几只香烟蒂，当他把香烟蒂摘灭在烟灰缸里时，那时候，我已经悄然地为他准备了烟灰缸了。
我盯着他的脸问自己：他就是那个我想嫁的男人吗？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坐上了他的大货车，从县城出发到省城，他陪我在省城出入商店，当他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床单被面时，我才知道，他带我到省城来是来购置结婚床上用品的。我和他坐在省城西站的一家小米线店里吃米线，我盯着他黝黑的脸，他言语很少，但每说一句话都很有份量。比如当他说：“我们的婚期可以定在春天时”。我被罩住了。我和他几乎没有谈过恋爱，他就想娶我了吗？回到县城之后，我决定中断跟他的来往，当他把他母亲留给他的一只玉镯作为订婚礼物送我时，我坚决而低声地说：“我不可能嫁给你。”他愣了一下，收回了玉镯，很理智地自言自语说：“我原以为你已经准备嫁给我了。”他走了，对待生活，对待她的婚姻，他缺乏浪漫，充满现实精神，不久之后，他就结婚了。
第二个求婚者是邓丽君的迷恋者，他经常拎着一台录音机穿过我窗前的街道，当初，他认识我已经很久了。直到他拎着录音机出现在我的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看着她，当时我正站在走廊把我从洗衣盆中拎出来的水淋淋的衣服准备拧干，然后用衣架撑起，晾晒在铁丝上，他站在一侧，微笑着看着我说：“你真漂亮。”而他的录音机正在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那个时期，这种梦想有些奢侈，即使是这个邓丽君歌迷手中的这台录音机也是单位的，他在单位负责工会工作，所以有权利支配一台录音机。从这一刻开始，他似乎抓住了我的弱点，总是在黄昏或一个周末的午后拎着录音机到我房间里来，有了邓丽君的歌曲弥漫，房间里似乎就充满了一种气氛：它纷乱而迷惑，它跳动着微光之中的火苗，它灼热而飘渺。
而当他终于在一个黄昏试着抓住我的手时，我突然喘着气说：“我并不想在这样的时刻谈恋爱。”男人笑了，那是20岁男人的笑，那是被邓丽君的歌曲所弥漫过的笑，他说：“我就是想见到你，如果你喜欢邓丽君，我每天黄昏都来陪你听邓丽君歌曲。”就这样，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个春天，当他说：“母亲让我把你带回家，她想看一看你……”我明白了，我已经跟他的家庭牵连在一起了，我知道有他的母亲的笼罩，我们交往会陷入某种东西之中去。于是，还没等他求婚，我就终止了与他的来往。他拎着录音机，把邓丽君伤感迷离的歌曲放到最大的音量，他回过头来痛苦地说：“你伤害了我。”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伤害了他，那天黄昏，邻居都知道我跟他结束了某种现实关系，因为在邓丽君的歌曲弥漫之中，他消失了。
第三个求婚者是一个媒人降临之后出现的。那个媒人是我单位的同事，媒人跟我说到这个男人时，我没拒绝，我说见一面再说。男人来了，他的整个身子仿佛都装在套子里，那套子就是他的一身西装。那时候，县城穿西装的男人还很少，就像录音机很稀罕一样，穿西装的男人也很稀罕。也许他是第一次穿西装，所以，穿西装给他的身体举止带来了一种拘谨，而这拘谨使我显得很不舒服。当他说过他的供职单位，他的家庭状态，他的月薪时，我突然从内心告诉自己：一个荒谬，简直是一个荒谬。所以，见了这个男人的第一面以后，媒人问我印象如何时，我否定说没有必要再见第二次面了。
三个男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年出现，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我的性格却同样导致了我的命运。这是一种命运的冲突，正是它们不和谐的音符使我和他们的命运产生了一种隔阂。然而，当我想起他们年轻的面孔时，我禁不住想起了我欠起身体往窗外看去的那些手指夹起香烟的年轻男人们来，他们迷茫，他们却充满了期待。
1982年 从上海来县城的裁缝夫妇
春天，上海裁缝夫妇在永胜县城客运站下车，他们带着一台缝纫机和一个男孩，两只大箱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十天以后，在县城的主街道上出现了一家上海裁缝铺，两头挂着用红布做成的灯笼，还挂着一把用红布做成的大剪刀。我远远地就看见了那把大剪刀，它正缓缓地张开。
剪刀张开之后，裁缝铺开张了，起初，涌到铺子里的是女人。我是其中的女人之一，那时候渴望着让上海裁缝为我量体裁衣，为我制作典型的上海式风格的衣装。起初，我们要排队才能轮到那种量体裁衣的时刻，为此，我们排着队，女友张丽翘起嘴唇说上海裁缝真了不起啊，如果他能收我做徒弟就好了。张丽是小县城的头号美女，她说话算话，真的去拜上海裁缝为师了。
那一时期，我能够感受到张丽生活中的那种明媚的色彩，甚至我能够感觉到她嘴唇翘起时流露出的那种骄傲。在上海裁缝铺子里出现了一位女弟子，这当然是一件新鲜事，仿效张丽的女孩子突然多起来，都想去做那个身材修长，笑容羞涩的男人的弟子，不过，那个上海裁缝回绝了，他只留下张丽。因此，这件事让上海裁缝的妻子，那个讲着上海话的女子，并不懂得缝纫，她只是坐在一边，只是帮助上海裁缝上钮扣，带着孩子而已。不过，她是一位俏丽的上海女子，肤色白皙，牙齿洁白。张丽对我说，上海女人总是盯着她的一言一行，仿佛在戒备有朝一日张丽会夺走她的上海裁缝。
然而，即使是在上海女人的监护之下，上海裁缝的目光依然温柔地、羞涩地与张丽挑逗的目光接触着，张丽迷恋上了上海裁缝。她私下对我说，如果上海裁缝有勇气带着她私奔的话，那她就跟他走。我劝诫她说，上海裁缝不会带着你私奔的。张丽不相信，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种感觉，上海裁缝只是经不住诱惑而已，在这座西南边疆的小县城，年轻的上海裁缝时时刻刻地被一群少女、女人的影子和声音所包围着。她们总是用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