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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略易通》的声母是：ｐ、ｐ‘、ｍ、ｆ、ｖ、ｔ、ｔ‘、ｎ、ｌ、ｔ、ｔ‘、、、ｔｓ、ｔｓ‘、ｓ、ｋ、ｋ‘、ｘ、ｏ。
其余书的声母都在1921之间，减一ｖ母，则为19，增一母，则为21。
《韵略易通》等书的韵母系统有较大的差别，《易通》为20部，“鱼模”分为二，故比《中原音韵》多一部。《汇通》的ｍ韵尾变入ｎ韵尾，“寒山”与“桓欢”合一，故为16部。徐孝《等韵图经》的韵母系统更简单，共为13摄，与现代曲艺13辙比较接近。没有入声，有“ｅｒ”音，是此书的最大特点。《西儒耳目资》共分57摄，这57摄可归纳为16韵。它的特点是：①没有闭口韵；②有入声。
对《西资耳目资》的音系基础，诸家有不同的意见，陆志韦认为是山西方音，李新魁从之，鲁国尧认为是南京方音，耿振生从之。蒋冀骋在将《西儒耳目资》的声韵调系统与山西方言、南京方言比较后认为，《西儒耳目资》不是以山西方音为语音基础的，是否以南京方言的基础，不敢肯定。
诸家的研究是深入的，结论基本可信。但在与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方面尚有待加强。
2对音材料的研究
（1）汉朝对音材料。汉朝对音材料有《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谚解》的每个汉字下都有左右两种谚文注音。根据这些注音可以研究十五—十六世纪明代官话的语音。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中国语文》1963。3）、《〈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编《语言论集》，1980），日人远藤光晓《〈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的汉语声调》（《语言学论丛》13辑，商务印书馆，1985），尉迟治平《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汉字音的语音基础》（《语言研究》18期，1990），李钟九《〈老乞大·朴通事〉汉语语音研究》（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油印本，1996）。
胡氏研究崔音得声母19个，研究《通考》对音得声母24个，二者的区别在于：①卷舌音的有无。《通考》既有舌叶音，又有卷舌音，崔音只有舌叶音，没有卷舌音。②“ｖ”声母的有无。《通考》有“ｖ”声母，崔音无。二者相同之处在于：①没有疑母。②没有全浊声母。
韵母系统方面《通考》对音可归纳为16部，60个韵母，崔音大致相同。二者的共同点是：①ｕａｎ与ｏｎ有对立。②有入声。不同者是：崔音“二、儿、耳、西”读影母，为ａｌ、ｌ，变成了与‘音相近的音，《通考》对音则仍读卷舌音，没有发生变化。
（2）琉汉对音材料。研究琉汉对音材料的主要成果有丁锋的《琉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丁书分正文篇和资料篇。研究成果在正文篇。他的结论是：声母19个。特点是：没有全浊声母，没有疑母，没有微母，没有卷舌音。韵母系统为12摄，30个韵母。特点是：“寒山”、“桓欢”没有区别，没有入声。
（五）通论
讨论近代汉语标准音的有：李新魁《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语文研究》1980。1），杨耐思《元代汉语的标准音》（《薪火编》，李文认为从宋至清代中叶，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是以河南地区语音为代表的中原音，而北京音在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杨文认为元代汉语存在着两个标准音，一个是书面语的标准音，如《蒙古字韵》所记录的，一个是口语的标准音，如《中原音韵》所记录的。
对近代汉语语音进行系统论述的有：王力《汉语语音史》部分章节，袁宾《近代汉语概论》语音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语音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蒋绍愚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概况，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初学者有“导夫先路”之功。
蒋冀骋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近代汉语的语音情况，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问题、资料反映的音系问题、朱翱反切的资思韵问题，直音注音的局限性问题，对音的局限性问题，卷舌音与ｉ相拼的问题，《中原音韵》《西儒耳目资》的语音基础问题，皆有所见。方法上注意了与现代方音的相互参证和对音材料的自身的语音系统。
此外，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7）也有一些文章讨论近代汉语语音，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二十世纪前半叶，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没有大的进展，虽然有罗振玉《俗说》、胡朴安《俗语典》（1922）、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1925）之作，但只是列书证出处，没有诠释或很少有诠释，与十九世纪以前研究俗语的著作没有什么区别。
在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1988年第四次增订）。
1诗词曲语词的研究
最早专释戏曲语词的，应是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此外有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6），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王钅英《诗词曲语词例释》（中华书局，1981，1986年增订），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90），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皆对诗词曲语词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而成就最大，有突破性进展的应是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张相的书有如下特点：
（1）材料丰富，考释精当。作者基本上掌握了全部唐诗、宋词和元曲的语言材料，全书标目537条，附目600余，分条800有余，搜罗之广，实为罕见。收词多如果释词不精，则为一般的资料汇编，张书的特点在于考释精当，能发前人所未发。如：
总，终：犹纵也，虽也。李益诗：“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刘禹锡诗：“总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里更谁过？”此用“总”者。用“终”者，方干诗：“膺门若感深恩去，终杀微躯未足酬。”李商隐诗：“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2）方法缜密、科学。张相《叙言》中自述其方法为：体会声韵、辨认字形、玩绎章法、揣摩情节、比照意义。继承了清人的传统训诂方法，又有新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比照意义”，张氏将“比照意义”分为六端，即：①有异义相对者，取相对之字以定其义。②有同义互文者，从互文之字以定其义。③有前后相应者，就相应之字以定其义。④有文从省略者，玩全段之文以定其义。⑤有以异文印证者。⑥有以同义异文印证者。这种“比照”，解决了不少语词的训释问题，但有些语辞的意义无可“比照”，作者往往用排比归纳法来确立其词义，即根据上下文来假定某个词语的意义，如果这个意义在大多数例句中都能成立，那么这个意义就可以确定。所谓“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使用此法，是《汇释》能发人所未发的重要原因。如释“可中”为假使，释“为复、为”为“抑或，还是”，释“诉”为“辞酒”，皆其例。
此书的不足之外：①有些解释有误。②词义划分太细，显得无所统系。③缺乏语法观念。④考释词义时，对语音注意不够。⑤语辞的溯源尚可加强。
王钅英《诗词曲语辞例释》对张相书有所补充，有所纠正。是这类著作中的后出佳作。
2、敦煌文献语辞研究
敦煌文献的语辞研究，著作有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辞典》（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郭在贻《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蒋冀骋《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37）等，论文有徐震《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和江蓝生、袁宾、杨雄、张涌泉、黄征等人的论文，都为敦煌文献的语辞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