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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杨氏语源研究的成就，可参阅张芷《杨树达和汉语语源学》、何泽翰的《积微先生与语源学》张、何二文均见《杨树达诞辰百周年纪念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杨氏不足之处是：着眼于解决具体字例的问题，对汉语语源的整体研究不够，尤其是语音系统的问题触及较少，因为他基本上还是从文字的角度研究语源，而不完全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语源。
三十年代前期，高本汉著《汉语词类》，无论是研究的目的或方法，均与章刘沈杨等大不相同。他的目的是要把中国语台语西藏缅甸语作一种系统的比较，要把中国语里的语词依照原初的亲属关系把它们一类一类分列起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把两千多个语词分成十个大类，以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高本汉之前，中国学者研究语源不用国际音标，只能用比较模糊的声类、韵类、声转、音转来说明其语音关系。高氏对所收的每一个字都标注了起首辅音，中介元音、主要元音、韵尾辅音，并建立了“转换的法则”。
起首辅音分为四大组（ｋ组，ｔ组，ｔｓ组，ｐ组），每一组内的各辅音之间可以自由转换（如ｋ组有ｋ，ｋ‘，ｇ，ｇ‘四个辅音，ｋ可变ｋ‘，变ｇ，变ｇ‘，其他三个辅音的情形相同）。中介元音（介音）也可以转换，如零介音可以转换为ｉ，为ｗ。主要元音的转换可分为两类。同一主要元音各种变体的转换，如～ａ，～ǎ，ａ～ǎ，等；不同主要元音的转换，如ａ可以与五个元音（ｅ，，，ｏ，ｕ）构成转换关系。收尾辅音的转换，ｎｇ～ｋ，～ｇ；ｎ～ｔ，～ｄ，～ｒ；ｍ～ｐ，～ｂ。还有所谓“集合的转换”，如ｇ‘ｔ（曷）：ｋ‘ｉｒ（岂）。ｇ‘～ｋ；ｏ～ｉ，～，ｔ～ｒ。人们常批评《文始》音转过宽，谁知高本汉的“转换法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高本汉的构拟只顾头尾，不顾中间。他说：“我对于元音没有加以区分。从西藏语上所得的经验指示着我们，这种语言的演化有很多的‘元音变换’，因之在同一语根之内容有极多变异的韵素。我也要判定中国语里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现象。”张世禄译《汉语词类》107页，商务印书馆，1937。这种判定，相当主观，依据这种判定得出的所谓“法则”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各字条下面无任何资料作证，意义相同相近的问题也就靠不住了。1935年王力先生发表《评Wｏｒ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指出：“高氏没有把上古音值研究得一个使人深信的结论的时候，他的字谱实嫌早熟。”《王力文集》第20卷33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我以为即使高氏把上古音研究好了，他也很难把汉语语源问题研究好，因为他的文字训诂功底实在欠缺。
有了章太炎和高本汉的经验教训，王力写《同源字典》的条件就比较成熟了。《同源字典》是本世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语源学著作。全书框架也是以声音为纲，分为三个层次：以韵尾不同分为甲、乙、丙三大类，八小类；以二十九个韵部为第二层次；各韵部之下再依三十三个声母列出同源字组。各字组之内均“大量引用古人的训诂，来证明不是我个人的臆断”（《同源字典·序》）。所以著者认为：“同源字的研究，可以认为新训诂学。”《同源字论》，见《王力文集》第8卷5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同源字典》缺点有三：一是各同源字组所收之字基本上是一种平列关系，没有归纳出共同的核心义。诚然，同源字之间“哪个是源，哪个是流”，的确“很难判断”（《同源字典·序》），但确定同一字组的核心义还是很有必要的。缺点之二是对汉字声符兼义的材料全然置之不顾，以致杨树达等人的优秀成果未能吸收，这是很遗憾的。如《同源字典》讲“”“”同源，根本不分析“儿”声“弭”声的联系，只说“疑明邻纽，叠韵”，而杨树达的《释》就从字形上作了很好的分析：“从弭声，训为鹿子者，弭字从耳声，耳与儿同声，从弭犹从儿也。”《积微居小学述林》8页。据杨润陆统计：“《同源字典》总计1567条，其中牵涉到声符字相释的条目达784条，占总条目的二分之一。”杨润陆说：“数字统计无可辩驳地说明，汉语的语源或直接或曲折，或鲜明或隐晦地在文字上有所反映，右文说是成立的。”《论右文说》，见《学术之声》（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90。讲同源字而完全排斥右文说，实不可取。缺点之三，我在《上古音》这本小册子中已经谈到：“王先生不赞同先秦有复辅音，这样一来，他观察同源词的时候，视野就会受到限制，把一些本来存在同源关系的词排除在同源词之外。”《上古音》100页，商务印书馆，1991。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
属于语源研究的论著，还有日人藤堂明保的《汉字语源辞典》、加拿大戴淮清的《汉语音转学》、台湾杜学知的《文字孳乳考》、任继的《汉语语源学》、廖海廷的《转语》（《声训词典》）。《转语》“以声以经，以义为纬。先立一本字为主，以下数字或数十百字，其声类意义皆同先一字，是为转语。”“本书立义，皆稽之典籍，证之方言，务求准确。”《转语·凡例》，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由于著者功底深厚，“费时十载，五易其校”（《转语·提要》），书中精义甚多，对于研究古音古义大有裨益。不足之处是音系不明，体例欠周，某些同源字组过于宽泛。
齐冲天的《声韵语源字典》（1997）提出了“一字两源”的独创性见解，很值得重视。
他如严学的《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1979年2期。，张永言的《关于词的“内部形式”》《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秦似的《汉语词族研究》《秦似文集·学术论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陆宗达、王宁的《传统字源学初探》、《论字源学与同源字》《训诂与训诂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黄易青的《论事物特征与意象之异同》《古汉语研究》1997年2期。，都是研究语源问题的重要文章。至于邢公畹等人的语源研究，虽与训诂学关系密切，但已很难归在训诂学范围内了。他们研究的是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用的方法邢先生称之为以音韵学、训诂学为主要手段的“语义学比较法”。可参阅《音韵学研究通讯》（17、18期）邢公畹的《甚么是语义学比较法》。
六、今注的进步与不足
评述二十世纪的古书注解最好拿清代来作比较，究竟是超过了清代还是比不上清代呢？应该说既有超过的方面，也有不如的方面。
先说超过的方面。
（一）训诂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以今语解古语。中国先秦两汉的重要古籍，历代都有人为之作注，也就是历代都有以今语解古语的任务。可是，在文言文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历代用来作注的“今语”往往也是文言。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古书注解的语言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用白话注解古书，是二十世纪古书注解的一大特色。现在，十三经和先秦诸子以及一些常见的重要典籍，都有白话注译，有的著作（如《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有多种白话注译本。其中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沈玉成的《左传译文》，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屈万里的《尚书今注今译》，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林尹的《周礼今注今译》，张双棣等的《吕氏春秋译注》、阴法鲁主编的《古文观止译注》，台湾60位教授先生的《白话史记》等，都颇受读者欢迎。
用白话作注，是注释语言形式的重大革新，为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普及之功，超越前古。
（二）古书新证。于省吾说：“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相证发。”《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