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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出7 月15 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
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
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
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
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
AntonioLoboAntunes 的《异端审判者手记》。
副刊编辑推测1997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 身上，有意在
这段期间连载他的小说。
除了连载长篇小说之外，副刊也经常有诗的刊出。一首诗往往与那首
诗的一篇短评并肩出现。所占篇幅大约是一个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湾副
刊上长篇连载是每天一千字的话，在德文《汇报》副刊上大约是每天四千字
的小说内容。
两篇散文出现在第三页，附有插图。为了抵抗暴力、吸毒、竞争、排
外等等不健康的社会气氛，有人在柏林组织了通宵达旦的“爱的大游行”；
上百万的人走在柏林街头歌颂爱，欢呼爱，要求爱。两个散文作者表达对群
众激情的不以为然。一夜之间，动物园里多了七十五万吨的人尿，死了三千
株灌木和几百株树，草地被数百万只脚踩扁了，土质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
无法呼吸而死亡，一时的浪漫激情换得的是自然的破坏。
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建筑美学评论和戏剧评论。前者追溯一个16 世纪
建筑师的心路历程，后者评介希腊悲剧《美狄亚》在斯图加特剧院最新的公
演。
第四页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别评介土耳其的电影、科隆博物馆展出
的60 年代美术、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艺术节。角落里有一则文化消息，澳洲
声乐家得了维也纳歌唱奖。
讣闻占了第五页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两篇文章：
一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议，一篇评论歌剧。
第六、七页都只有半版：评介一个摄影展、讨论“网络中的艺术与人
生”，还有两篇非虚构新书的批评。
——2——相当于每天五个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种内容：评论、创
作、文化消息。评论占了三分之二：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
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
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
的社会批评。创作则以连载小说为主，诗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
有一两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说，一次刊完。
一个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见文章篇幅之大、字数之多。文章又以评
论为主，可见议题之严肃、讨论之深入。一个习惯了英国报纸风格的人，读
《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可能要大惊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块大砖
头，可以将人砸死。相反的，《汇报》副刊读者会觉得最严肃的英国报纸都
太花哨、太浮浅、太主观。
德国的评论者忌讳用“我”这个字。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
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报纸，尤其是《汇报》，
没有英国报纸上猖狂的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可以以“昨天晚上
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德国人看重客观的信实稳重，英国人欣赏主观的个人魅力。
和台湾报纸副刊的轻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国《汇报》副刊是长大厚重。
可是我还没说完呢。《汇报》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个全版之外，还出一
年四次的文学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页全版。每个星期六有文学画刊，
前后六个全版，用昂贵的光面纸印刷。譬如一个全版就刊一篇长文：《白鲸
记及其插图历史》，或者《毛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
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美学、文化方面较
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
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
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
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
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
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
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
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
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
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
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
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
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
致品位的市场？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
扎实的副刊来？——3——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
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
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
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
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
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
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
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
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
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
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 年还
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
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
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
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
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
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
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
——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
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
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
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
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
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
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
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
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
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
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
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
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