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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
“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
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为什么你认为新
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我觉得新加
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
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
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
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
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
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
何看法？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
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
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
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
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
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
这件事又有何看法？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原
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 年11 月号）
第1 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 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
仗继续打着。
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 年
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
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
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
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
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
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
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
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
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
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 年冷战结束之后，
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
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
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
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
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 世纪的
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
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
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 世纪，我就难
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 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 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
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
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
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
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 年代，才发觉80 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
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
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
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
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
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
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
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
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
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
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
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
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
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
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 年1 月1 日民国成立，孙中山
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
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
之速也。”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
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
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
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革命不
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
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
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
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 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
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
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
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
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
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
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
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
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
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
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
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
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
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
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
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
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
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
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