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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
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
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
的八年？没见过。
台湾？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
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
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
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前面。。
前面有人打架。。”“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
—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
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
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
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
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
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
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
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
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
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于是我说，五六
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台
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 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
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
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
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
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
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 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
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
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 年8 月的北京给我这
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
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
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
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
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
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
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 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
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
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
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
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
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
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
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
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
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
难——你能不吵吗？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
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
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 年
1 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
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
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
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
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
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
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
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第1 节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 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
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
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
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
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
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
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
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
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
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
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
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
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李光耀变成了我的代言人？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新
加坡在9 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
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
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至少，它没
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
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
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
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
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
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
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台湾。。
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