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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失势之后，肉体上也被消灭。虽然在表现形式上，这是这种斗争模式最极端的表现和最彻底的办法，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方面。
当时代的斗争方式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的时候，它对人类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从广播中获知谁被击垮。人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从来都非常强大。既然我们能从手机广告中知道如何追求女人，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塔斯社的广播里，学习如何斗争敌人。
在这一点上，革命的良心、失明的强者、中央的捍卫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掌握得十分到位。当然，这也是他为什么不会伟大的缘故之一。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在〃父辈〃那一章节里，我曾经提到过阿尔焦姆反对保尔藏枪的事情。不记得了？没事，许多读者朋友都会这样，看到后面忘了前面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大家在读书上的毛病。事情是这样的，保尔领了一支步枪，偷偷藏了起来。阿尔焦姆知道之后，勃然大怒。他告诉保尔，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但很快，作者用谢廖扎藏枪和保尔偷枪的事情，说明阿尔焦姆才是真正的失败者，他胆小懦弱，不敢承担。于是，当保尔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时候，他只能在一边看着。
说到这里，相信许多看过或没看过这本书的读者都知道，阿尔焦姆是错误的。他不但没有保证自己积极向上，还试图阻止他的弟弟。这个人不值一提。好了，到这里，阿尔焦姆算是失势了，没有必要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再提到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了。
但是，很快，保尔在养伤的阶段去看望了这位小人物。他在干什么呢？他落后了，干了一系列的蠢事。指望在一个〃工人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安安心心地作一个小富农，一个典型的落后分子。他现在干的事情，只能证明了当初读者的判断是对的。他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漠不关心，不关心〃国家大事〃。
藏枪的事情，实际上是说明阿尔焦姆已经失势了，他落后了，赶不上〃滚滚向前的车轮〃了；作富农的事情，恰好就是作者踏上的一只大脚，不但证明了他的落后，也否定了革命之后，他会转变的可能。
肯定会有人看到这里，跳出来说我是胡说八道。因为后来在列宁去世的时候，阿尔焦姆主动要求入党了！难道不能说明他的转变吗？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场景。
在阿尔焦姆提出入党要求之后，一个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的共青团员站起来：〃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这个人是谁呢？哦，看不清楚。但历史让我们相信，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在关键的时刻跳出来，找寻一个人历史上的瑕疵。在他们看来，那些〃地、富、反、坏、右〃的人物，家庭出身不好、对面军队投降过来的家伙，试图入党或进入政府，绝对是投机主义，他们最多只是一个〃同路人〃。时代终将在一个岔路口，找出这些历史问题，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如果我仅仅只是在这本书里，找出阿尔焦姆一个人，似乎难免有些牵强附会。这里我们再找一个人物，他的故事将更精彩一些。这个人叫做杜巴瓦。
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杜巴瓦是保尔的战友、朋友，曾经亲如手足的阶级兄弟。他们一起投身保卫祖国的战争，一起在大雪纷飞的工地上铺设铁轨。因为反对新经济政策，他和保尔曾经成为工人反对派，但在政治斗争中他们认输了，主动要求回到党内。他有一个女朋友叫做安娜，保尔是亲眼看着他们两个走到一起的。不过，杜巴瓦有些小气，当他得知有个小伙子也喜欢安娜的时候，找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他调开了。
接下来是保尔患了伤寒病，病愈之后他回到城市，杜巴瓦已经去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了。杜巴瓦再次出现的时候，是作为支持托洛茨基的党员，参加党内大讨论的。附带一句，这次大讨论是保尔仇家的大聚会，图夫塔和茨韦塔耶夫都为支持托洛茨基而参加了。
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描述双方之间的斗争过程；反对派在这次斗争中失败了。斗争的过程一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杜巴瓦的历史问题被拿了出来。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同志们，大家该还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当时，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党的旗帜抛弃了……
发言的人叫做塔莉亚，是保尔以前室友的妻子。三年前在同一个地方，保尔和杜巴瓦一起反对新经济政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又回来了，结果他们被开除出了共青团。这段叙述只存在于作者手稿上，发表时被删除了。对照国内普遍见到的版本，这段内容应该是紧接小说第一部分的结尾。
在那次斗争中，保尔和杜巴瓦这些反对派失败了。但团省委作出决定〃只要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愿意回来，欢迎所有的人归队〃。于是保尔作为代表，作了一次深刻的大篇幅的长久的检讨。
在检讨中，保尔提到了朱赫来对他的教训，朱赫来说保尔如果站到反对派一边，〃那么我们就把你当作反革命墙壁〃。接着保尔又生出感慨：
……当我们这些死硬分子被开出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开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上的死亡……因此，我们公开地、直截了当地，以工人的纯朴对党说，〃还给我们生命吧〃……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我们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的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
于是，在这次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中，保尔被作为一杆枪，拿出来对付杜巴瓦了。接下来塔莉亚读了一封群众来信，信里谈到了保尔在此之前和托派分子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很快变成在武斗，保尔被打得满脸是血。不过，那个党支部的许多人都站到了保尔的一边。
如果不是因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发生的历史，我们是不会清楚这种斗争的策略性的。对于塔莉亚这一派而言，她们需要有一些尖锐有力的东西，来对付托派。大家都清楚，会场上的辩论是解决不了问题。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无论是塔莉亚提出什么观点，还是图夫塔说〃晴雨表〃，都得不到别人的认真对待。台下面始终是乱哄哄的一片，人们早就按照派别战好位置，等待反对某个人。
所以，〃文攻〃到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变化。一种方向，是〃武斗〃；另一个方向，就是拿出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来驳斥对方。
于是，杜巴瓦的反党历史就成为了一个武器。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再次被翻了出来。对于论战双方而言，叛徒和反复无常的小人，都是值得鄙视的。杜巴瓦刚好两者都具备了。
而保尔就成了另一个典型，他曾经是杜巴瓦阵营的人物，但最后认识都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来了。你看，这就是区别。保尔是真正的党员，所以党接纳了他。而杜巴瓦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
如果斗争只是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我没有什么理由指责作者，受到了这种斗争模式的影响。但故事往往总是凑巧的，事情从来不是单项的。接下来，杜巴瓦出了问题，他和老战友们闹僵了，大家背他而去；他和安娜结婚了，却因为政治观点不合，而导致分居。你看，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对杜巴瓦斗争的一部分了，这个托派分子，因为政治问题，已经众叛亲离了。
再后来，杜巴瓦和安娜也闹开了。在作者手稿上，保尔和丽达参加全俄代表大会的时候，保尔告诉丽达，杜巴瓦表面上向安娜承认，不再参与托派活动，但私下却搞一些小组织活动。于是夫妇之间彻底决裂，杜巴瓦甚至对安娜讲：
〃有什么了不起？去吧，去报告吧。你以为，我就这么想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党，连老婆都党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
保尔当时也在现场，他和杜巴瓦很好地谈了一次。这次谈话有两个两点，第一是保尔清楚了，杜巴瓦是不可能回头的，他是死硬的托派分子；第二是杜巴瓦对保尔讲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