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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 他精通散文文体，练就了一手优美、自然、清澈的文笔。 作为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一位精神分析学大师，他当然想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他未能如愿。 一九三○年，他获得了“歌德文学奖”。有人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弗洛伊德对文学的贡献比他对医学的贡献更大。在现代心理学史上，与文学有着如此密切之联系的心理学家，除了弗洛伊德，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的最大贡献，还不是他的散文创作，而是他的爱洛斯理论。 当他的精神分析巨著《梦的释义》与二十世纪同步诞生时，精神分析学说就开始与文学艺术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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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弗洛伊德主义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她对心理学本身的影响。 对于心理学这门学科来说，弗洛伊德主义真正算得上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了。让我们来领略这墙外的芬芳。
１寻找回去的路A最先将精神分析学说与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连在一起的，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 我们已经记住了弗洛伊德的“梦定义”
：梦是受压抑的愿望的替代满足。 俗话说，人生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照这样计算，人一生当中的全部愿望，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或九十，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的。怎么办？只好做梦。 只好到梦中去满足。任何一个个体，对梦的进入，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生活中退出。 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自己的愿望，那么只好从不如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退缩之后怎么办？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退缩之后，便钻进他用自己的想象力所营构的世界中，或沉溺于梦境，或深陷于遐想，或没完没了地回忆，或干脆一醉方休。 对于艺术家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 与普通人一样，艺术家们也做梦，也遐想，也回忆，也喝酒，一句话，也从不如意的现实世界中退出。 不同的是，艺术家们并不就此罢休。当他们从梦中从醉里醒过来之后，他们便开始寻找回去的路。返回何处？
返回现实。不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返回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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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审美创造的方式把握现实，再造现实，重新认识现实。艺术家们用自己的才情、技巧、想象，用自己所特有的符号或媒介，重新营构一个现实，为自己也为他人。 因为每一个读者都能和创造者一样，在这个艺术的世界中，圆他们自己的梦。艺术家们寻找回去的路，也就是在创造活动中，替代性地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 艺术家的心理需求以及对需求的满足，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远近之别，又有大小之分，既有间接与直接的差别，还有有意与无意的分殊。（１）远近之别。远，指文学艺术家那些遥远的或痛苦或欢乐的记忆，那些因岁月流逝而进入潜意识的儿时的愿望。 中国当代女作家张洁，幼年失父，她从小就在内心深处编织关于父亲的美好的梦。 年过“不惑”
，她开始文学创作，儿时的那种感情需求便从她的笔尖流向作品，使得她心中所有的好男子的形象都与“好父亲”的形象重合，使得她小说中的理想丈夫无不带上“慈父”的特征。近的需求则源于眼前刺激，用德国心理学家勒温的话说，是源于近期发生的“具有诱发力的物件与事件”。
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
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极大的震动。“四人帮”
垮台一年多，“四五运动”仍未公开平反。 正是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环境，触使上海的青年作家宗福先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用话剧的形式讴歌“四五英雄”
，控诉“四人帮”的暴行，他创作的《于无声处》上演后，立即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话剧舞台上的一声春雷”。
按照精神分析学说的观点，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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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诞生满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心理需求。（２）大小之别对于艺术家来说，大的需求往往影响并决定他本人对终身职业的选择、对题材的决定、对整体风格的建构等等。 鲁迅不去当医生而要当作家，就是因为他有着“用文学去根治国民劣根性”的文化需求；琼瑶专写言情小说，是因为她在经历了恋爱和婚姻的失败后而渴求真正的爱情。 中国当代作家中，冯骥才的“忧患意识”
、王朔的“胡同情结”
、史铁生的“地坛氛围”
、阿城的“道家风范”……都与各自那源于不同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心理需求密切相关。小的需求则影响作品细节的设置、词句的运用等细微之处。 张一弓在广州曾和一洋人吵架，窝了一肚子气，后来写短篇小说《黑娃照相》，让主人公拿起电话筒数落洋人，既为作品中人物增添一生动细节，也替作者出一口闷气。（３）间接与直接间接满足，指作家的某一愿望，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或不愿）在作品中直接说出，而常常用言外之意，用比兴之法。《西厢记》是写爱情的，但明朝大理论家李贽却认为《西厢记》作者的创作动机并不是写爱情，他说：
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姻缘以发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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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作家中，借男女爱情来表达官场失意，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建安大诗人曹植，受其兄曹丕的迫害，政治上很不得志，他的《洛神赋》，写作者情场上的失意，而深层含意，则是抒写自己在官场上的失意。 从诗经到楚辞，到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多少作品都是像李贽所说的：
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借酒浇愁，获得的是间接的心理满足。文学创作中的直接满足，多见于自传性作品。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无须借酒浇愁，而是直抒胸臆，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是一个极好例子。 卢梭十八岁时，曾经陷害过一位无辜的少女，此事成为“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他的良心之上，“摆脱这种良心的重负的要求，大大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作者坦率地叙述了此事的全部经过。由此事所引起的长久的心理紧张，只有当他深深地、直接地忏悔之后，才渐渐趋向平衡。 许多女性作家都有着坎坷的爱情经历，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的爱之绿洲，在其自传性的小说中都能直接找到。 比如，夏绿蒂。 勃朗特在《简。 爱》中的爱情描写，实为作者经历之理想化再现。 这些女作家的爱情小说之所以格外动人，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们的那些未能在生活中实现的爱的愿望——炽热的需求煎熬着痛苦的灵魂，以致于蓄积良久，势不能遏。（４）有意与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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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所要达到的心理需求，所要替代的目标，心中是有数的。 司马迁为何要写《史记》？他受了宫刑，遭受了奇耻大辱，他要发愤著书，要写一部千古不朽的史书，来弥补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极大的伤害。 曹雪芹为何要写一部《红楼梦》？不是写“理治”
，不是颂“善政”
，也不是“伤时骂世”
、“干涉时世”
，只是要“写儿女之真情”。
《红楼梦》第一回里说：
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 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
可见《红楼梦》与前人许多小说的不同之处，就是要如实地叙写、真实地表现儿女之真情。与此相反的情况是，作家的需求被深埋在潜意识深底层，即使他在创作中获得了替代性满足，他也并不清楚那被替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选择对象。 前面提到的《黑娃照相》，起初作者也不知道为何要冒出一个“黑娃打电话奚落洋人”
的细节，直到作品发表后好久，一次十分偶然地触发，才使他挖掘出那已被无意地满足了的潜在的需求。 张洁将她儿时的“慈父”的梦，化为笔下的“好男子”的形象，也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 这种无意识的满足，心理学上称之为“模糊的紧张”
，尽管主体竭力地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