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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同。 在人格结构中，超我是“理想”与“良心”的化身，超我代表的是道德规范、伦理准则。 那么，人为什么要恐惧超我呢？
我们在《爱洛斯模式》那一章中谈到超我的产生与来源。超我是在后天形成的，它来源于孩提时代父母的奖励与处罚。父母的奖励塑造了儿童的“理想”
，父母的惩罚则铸成儿童的“良心”。孩子长大了，人格形成了，超我定型了。 每当他自认为做了错事，他就会担心受到“良心”的谴责，也就是担心再次受到父母的惩罚。 这其实就是道德焦虑。道德焦虑是由良心所知觉到的危险而唤起的，这种危险是对惩罚的恐惧，而恐惧则源于个体做了（或想到要做）某些违反自我理想的事。 对道德焦虑的心理体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羞耻感和罪恶感。 形成道德焦虑的原始惧怕是现实性的，即对父母惩罚的惧怕。 与神经性焦虑一样，道德焦虑的根源，也存在于人格结构之中。 而且，个体不可能用逃避的方式去摆脱负疚的感觉。道德焦虑与神经性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超我的主要敌人就是本我的原始的对象选择。 这些联系来自父母的管束。 弗洛伊德认为，父母的管束大部分都在性冲动和侵犯性冲动方面。 结果，作为父母权威代理人的“良心”
，也就由对性欲和违纪行为的禁律构成了。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有这样一个情节。 方鸿渐乘船从国外归来。同船的鲍小姐很快就爱上了船上的一位男子，爱得有声有色。 可是，船一靠岸，鲍小姐就离开她的船上情人，扑向等候在码头上的男友的怀抱，那样的迫不及待，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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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５３１
样的一往情深。 方鸿渐糊涂了：这位鲍小姐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过了一会儿，方鸿渐才想明白：鲍小姐原本就没有“心”
，所以也就无所谓“变心”了。没有“心”
，也就是说在男女爱恋的事情上，没有道德规范或约束。 没有“道德”
，又何来“道德焦虑”？所以，对鲍小姐来说，今天爱Ａ君，明天改爱Ｂ君，实在是很轻松的事。如果换一位有“心”
（即有道德感）的女性，移情别恋则是一件非常痛苦甚至是性命攸关的事。人生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品德好的人比道德败坏的人所经受的羞愧要多得多。 品德好的人，只要想一想要做什么坏事，就会感到羞耻。 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超我力量强的人，势必要对本能的引诱进行许多思考，因为他不能为这种本能的冲动找到其它的出路。相反，一个道德品质不怎么好的人，就不可能有很强的超我，所以，当他想到了，或者已经做了违反道德标准的事，他也不会有多少良心的谴责，他更多的是心安理得，是脸不变色心不跳。于是想到当今颇有市场的“黑厚学”。
心眼要黑脸皮要厚，不要道德不要良心不要理想不要责任。 将超我放逐，放本我出笼，让性本能、权本能、金钱本能无遮无拦，为所欲为。真诚地说谎，谦逊地吹牛，热情地行骗，理直气壮地坑人……
当“黑厚学”在社会上泛滥成灾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便如江河日下，失去了真诚，失去了热情，失去了正义，失去了良知，只剩下黑的心眼厚的脸皮。 没有了道德焦虑，个体人格的堕落便是指日可待；没有了道德焦虑，人际关系的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都会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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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道德焦虑的存在，是个体人格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社会交往正常进行的前提。然而，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道德焦虑毕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在他的人格构成中，一个部分跟另一个部分打架。 本我说：“我想要。”超我说：“我害怕！”
我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就包括人格构成中本我与超我的冲突。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梁简文帝萧纲，既是一代君主，又是大文学家。 他有一句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慎重，文章且须放荡。”同一个人，可以有两样面孔，可以使用双重标准。为人处事之时，切记谨慎，不可逾越道德规范；写诗作文之时，则不必有太多的束缚，不必有太多的道德顾忌。萧纲自己写的宫体诗，色情味很浓，的确没有什么道德忌讳。梁简文帝说的就是一种人格分裂，或者说是众多种类的人格分裂之一。 中国和外国的文学评论家，历来主张“文如其人”
，认为作家的人格与他的文章的风格是统一的。实事求是地说，“文如其人”的现象并非没有，但并不普遍，也没有什么必然性，与其说它是一种事实，倒不如说它是人们的一种理想。 这类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六朝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专门记载当时文人的轶事，其中有不少人格分裂的例子，最著名的是“望尘而拜”。西晋大诗人潘岳，文才盖世，他写的《闲居赋》飘逸淡泊，清绮绝伦，全然是与世无争，看淡名利官禄的隐士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潘岳，是一个名利心非常重的人，很想当官，很想当大官。任何时代，想当官，想往上爬，就得巴结权贵，就得逢迎拍马。与潘岳同时代的贾谧，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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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人格之碍７３１
岳便拼命巴结贾谧。 他守候在贾谧的家门口，看着贾谧的车子驶出来，又望着车子远去，对着车子所卷起尘埃而拱手揖拜。 谄上者，必定欺下。 有一个叫孙秀的小官，常受到潘岳的欺侮，潘岳甚至一次次地用脚踢他，完全不把他当人看待。谁知道，孙秀后来做了大官，找了个机会，就把潘岳给杀了。陶渊明是我们都熟悉的大诗人，他“忧道不忧贫”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从整体上说，陶渊明的人格是高洁而完整的，没有潘岳那样的严重的内在分裂。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陶渊明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人格冲突。 他清心寡欲，情淡如水。 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于世事都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所谓“世事”
，也包括男欢女爱、情欲性感。 据说，陶渊明曾写过一部志怪小说《搜神后记》，小说中讲了许多人神相亲并纵情作爱的故事，甚至毫不掩饰地描写枕席之欢。 大诗人躲开了那个易使人放荡却又不许人放荡的浊世，在东篱之下，一边饮酒赋诗，一边编一些情爱小说。当然，《搜神后记》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陶渊明，学术界还有争议。 我们且不去管它。 我们来读读《闲情斌》，这可真是陶渊明写的，千真万确。 郑振铎先生称《闲情赋》“写得那么质实而富肉的感觉”。陶渊明写道：他爱上了一位“表倾城之绝色”的女子，而且为她的“纤指”
、“皓袖”
、“美目”
、“言笑”弄得心旌摇荡，神魂颠倒。 他想向这位女子求爱，却担心有违礼教，真正是“我想要——我害怕”。怎么办？只好借助诗人的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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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１弗洛依德：爱欲人格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诗人竟愿意变成丽人的衣领，而去亲近那迷人的脖颈，去承受那醉人的芬芳。 可是，丽人就寝时，必定要将衣服脱下，放在一边。 于是，变成了衣领的诗人，只好与丽人分离，在漫长的秋夜里忍受“可望而不可及”的孤独。 变“衣领”不行，那就变成别的什么，只要能与丽人在一起。 作者一口气用了十组“愿……，悲……”的句式。 悠长的“咏叹调”
，哀婉缠绵地抒发了诗人对丽人的挚爱，对情欲的渴求。 诗人不仅愿做恋人的“衣领”
，还愿做她的“裳带”
、“莞席”
、“丝履”
、“竹扇”等等。《闲情赋》的作者，受爱洛斯的驱动，想要爱绝色女子；而他的超我和自我却告诉他，这是不可能更是不允许的。 恋“人”不能如愿，只好恋“物”
，这有点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性目的之变异”。南山之下的隐居生活虽然幽静，却毕竟清苦单调。“夏日抱长饥，冬夜无被眠”
，温饱尚成问题，更何谈别的享受。而诗人又是“猛志固常在”
，激情爱欲并未熄灭。作者用奇特的想象，用优美的诗句，把人格构成中的“我想要”与“我害怕”融为一体，将个体的道德焦虑诗化为淡淡的哀愁，化为幽幽的意象，化为与南山的轻烟薄雾一样飘逸迷离的诗情画意。在如何对付道德焦虑这一问题上，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