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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评论都行。正直的编辑总是尽一切可能避免发表糟糕的评论，或是意在报答——或乞求——个人恩惠的评论，或者是源于个人仇怨的评论，不管它有时会多么有意思。但说到意见的忠实表达，即便是做到相对的公正也比虔诚的评论者想象的要难得多。
让我们假设一个比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都简单得多的情景。假设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大体上分为思想极端对立的两派——绿派和蓝派，那么在评论他们的书这个问题上，编辑该怎么办 ？如果将绿派的书都送给绿派书评家，蓝派的书全送给蓝派书评家，他的报纸上就不会有多少思想上的争论。
如果他将绿派的书送给蓝派书评家，而将蓝派的书全送给绿派书评家，结果必然同样可以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案便是将蓝派的书一半送给蓝派书评家，一半送给绿派书评家，反之亦然。这样他至少可以在思想的争论及生动程度上综合取舍，达到整体上的平衡。饶是如此，发现自己的书被交给绿派书评家的蓝派作者也会因感到不公而痛苦，书被交给蓝派书评家的绿派作者也会茫然不解：“为什么是我，而不是他 ？”
批评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正，什么是绝对的公正，人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不严格他说，一碗水端平是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但最好将它交给编辑和书评家个人的良心及明智的判断。企图将它系统地强加于人只会换取令人窒息的恶果。
“书就是新闻”哲学的第二个结果，便是对书评家概念的歪曲。判断退居次要地位。争议不受欢迎。风格及批评的天份几乎不会引起注意。然而涵盖了很多问题的书如果要予以充分地报道，专门知识这个因素就不能被忽视。这些年来，《书评》由于对专家的信任而著名起来，即使一个很随意的书评家，也必须和他的传记资料一起出现。似乎他从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专门的知识（评论意大利小说的人便被描述为“跟上国外小说的发展”）。《书评》显然以在需要专家时能发现真正的专家为荣。五十年代，曾流行一个有关编辑政策的笑话：“若是你得到一本有关直升飞机的书，你会怎么办——从直升机上找一本《书评》。”
并非专门知识本身被人唾弃，绝对不是——其它的可能性更糟糕。在英国，非专业人士的书评有着很长的传统，在伟人名称的光环下沾沾自喜固然容易——如锡德尼·史密斯和V·S·普里切特之类，但因此也很容易忘记卑下的一面。有效的纠正措施也有，它以乔治·奥维尔1946年写的一篇精彩悲观的论文出现，论文称为《书评家忏悔录》。它描述的是一位记者与编辑送给他并附言“它们在一起应该很合适的”五本书的搏斗：“《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乳品制造业》、《欧洲民主简史》（这本书厚680页，重4磅）、《葡萄牙属东非的部落习俗》，另外还有一篇可能是误收的《躺下更舒服》的小说。他的书评——比如说，800字——得在明天中午完成。”
这是一种很冷酷的生活方式，它最糟糕的一面还是那些可怜的家伙得“连续不断地发现他们对之根本没有共鸣的作品的感受”。
相形之下，专家便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对自己的主题不仅很了解，而且很关心。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有许多书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论。但这里也可能藏有暗礁。专家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书评家。有时候他们显然是个很差的书评家，而对他们过于依赖的报纸就难逃枯燥文章的恶运。好的文学编辑不可或缺的一项品质，便是清楚地明白，书评本身也是一项专门知识——至少是一项技艺。
对专家的崇拜，也会从另一方面，使人对编辑的看法过于狭窄。他很容易使人按类型分配角色，使人怠于跨过思想的樊篱。但多数时候，最激励人心的作家都是那些拒绝受束缚的人，即使是专家，他们也能超越自己的专门知识。在五十年代，有人曾问当时《书评》编辑弗兰西斯·布朗，他是否会考虑让一位数学家来评论一本诗集，或是让位诗人来评论某本历史着作，他回答说：“不。我的感觉是，隔行如隔山。”这样的回答令人沮丧，读到它时，我想起了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句话：“我不是驴子，但我还没有自己的土地。”
自那以后书评继续发展，那些日子现在看上去是如此的遥远。往日争议的尘嚣早已落定，我们至少可以承认：“书就是新闻”的方针尽管不好，但它总比好的原则被误用了强。给人们带来书的有关信息——正面的信息事实上总是批评最根本的功能之一。新的不为人熟悉的书在让人分析之前必须有所描述，与极尽吹捧之能事相比，作出令人信服的描绘，也很可能成为引起读者兴趣的最有效的方式。从威廉·海茨利特到艾德蒙·威尔逊，这些批评家胜人一筹的都是艺术。在稍低一点的层次，报纸书评家在首次和如此之多的书打交道时，最为需要的也便是这种艺术。避开判断是不可能的，但除了判断一无所有的批评也令人沮丧。去激励，去辩论，去庆祝（仅在应该庆祝的时候），去布道（只是偶而为之），去解释，去逗乐，去宣扬新的思想，去让对话继续进行——它们也是这工作的一部分。同时更是任何优秀的书评家向往的理想状态的很大一部分。
（约翰·格罗斯，1996年10月6日）
出版说明对文学界来说，《纽约时报》的书评是值得关注的栏目。时至今日，这个栏目也已经历了百年岁月，有心人将它悉心整理，编译成册，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西风吹书读哪页》。
《时报》书评能在西方乃至世界社会上取得今日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绝非偶然，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它选择有名气有份量的作品；其二，它登载有个性有品昧的书评。就前者而言，它几乎收录了西方文坛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以来各个阶段的一时之选；以后者来说，则是以千字小文评万言巨制的识见，或冷峻，或热烈，或戏谚，或谨严。但无论是何种风格，哪样行文，都能自成一家，独具慧眼，令读者感觉别有大地，耳目一新，从而使作品与书评达成瑜亮互见的境界与二美并收的效应。
正如《纽约时报》的编者所言，《时报》书评在文学评论上绝不追求时尚，而是努力向读者提供材料，让他们据此作出判断。而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也正好与之相吻合。正所谓一百个不同的读者，就有一百部不同的《红楼梦》，本书所选的篇章，评论的观点，乃至行文的风格，译笔的基调，也正等待着读者的见仁见智，细加揣摩。
《纽约时报》作为美国一张大报，其新闻报道及观点有许多我们是不赞同的。对于书评的观点我们也不是一一赞同。但是我们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文体知识以及多年来文学小说的展示，相信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并能够消化吸取其精华，而弃之糟粕。
这就是本书的出版目的。
书评纪年
1886—1919
1896：书评第一期；当时叫做“星期六书评增刊”，于10月10日出版，标题为《奥斯卡·王尔德的惨况》，报导了剧作家在瑞汀监狱的悲惨状况。
1897：塞缪尔·勃特勒在《奥德赛的女作者》一文中提出荷马是个女性。（见哈罗德·布鲁姆，1900年）
1897：《每周书刊》公布报道说1896年共出版5，703种新书和重版书。
l900：西奥多·德莱塞第一本小说《嘉莉妹妹》出版，出版商的妻子声称这部小说“有伤风化”，该书被撤回，德莱塞有些精神崩溃。
190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德国出版《梦的解析》；弗兰克·鲍姆发表《绿野仙踪》。
1901：安德鲁·卡内基向纽约公立图书馆损赠520万美元。
1901：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完稿，出版商要求删掉一半字数。
1901：苏利·普吕多姆（勒内·弗·阿·普吕多姆）获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
1903：P·G·沃德豪斯从银行退职，为《伦敦环球》写作专栏文章。
1904：詹·马·巴里的戏剧《彼得·潘》公演，剧本直到1928年才出版。
1904：詹姆斯·乔伊斯6月16日第一次和娜拉·巴纳克尔约会（布卢姆日），当乔伊斯的父亲得知娜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