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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结果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十二岁,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成也没出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们一行四人,从十九层楼降到地面,过马路,再拐个弯,直奔那家名叫“布鲁塞尔”的饭馆。十年来,我们也试过别的几家,都不甚满意。看来实验归实验,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家刚开张不久装潢时髦的小馆子。那天艾略特点的汉堡包,他刚咬一口眉头就皱起来。结账时,侍者礼貌地问我们觉得饭菜怎么样。“你要我说实话吗?”艾略特从眼镜上面瞥了他一眼,“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差的汉堡包。”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氛轻松而节制,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
侍者彬彬有礼但又不夸张,随时准备消失。
二
在纽约竟有某些不变的东西。十年来,我们同样四个人,来同一家饭馆,坐在同一张桌子,谈同样的话题,连口味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达点烤鹅肝外,佩吉、艾略特和我都点的是鸭丝色拉。而饮料吗,四个人全都要冰茶。照惯例,再加两份炸薯条。用炸薯条蘸番茄酱,有滋有味的。
先说起纪念帕斯的朗诵会的盛况。由于会场早就满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赞助者、墨西哥参议员。佩吉说她也被拦在门口,幸亏来了墨西哥的一帮政要,她赶紧声明她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学被政治裹挟进会场。
我说,是帕斯,是他的个人魅力,把平时互不来往的美国诗歌界的各路人马以及政要、外交官聚到一起来了。朗诵会就像一个和解中的家庭聚会,只有我和另一个瑞典诗人是外人。“你在他们中间简直是个婴儿,”格瑞瑟达插话说。她告诉我,那个一头白发瘦高瘦高的老先生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真神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居然还活着,”格瑞瑟达感叹道。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见了鬼。
…
午餐(2)
…
“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简单,按美国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共,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
佩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辑。他们还打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
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胃突然被唤醒,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摸索、折射,转瞬即逝。四个胃留在黑暗中蠕动,意识的曙光在上升。
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十一街把角的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复得。他下出租车时,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是正人君子。
佩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错误。
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国经济好转外,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
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我今年吃了六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
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口气,说这回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佩吉和格瑞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
我问佩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
“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有问题。”佩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这么个结果。
“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百无禁忌。佩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
“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
“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佩吉说。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的午餐毫无关系。
…
杜伦(1)
…
一
一九八六年春,我到伦敦参加诗歌朗诵会,然后由英中文化协会的尼古拉(Nicola)小姐陪同,北上杜伦(Durham)。杜伦大学东亚系为我安排了活动。是夜,在大学客房留宿。和东亚系讲师司马麟(DonStarr)、尼古拉共进晚餐时,我随便说了一句“要能在这儿多住几天就好了”。这本是一种感叹,没想到两位懂中文的英国主人认真了。
一年后,我拎着箱子,在杜伦长途车站探头张望。那天阴冷,大教堂的钟声突然敲响。那正是我漂泊生涯的起点。从八七年三月,刨去八八年底我回北京住的四个多月,到现在整整十三年了。此时,我坐在紧挨巴黎蓬皮杜中心的小公寓回首,多少有点儿幸灾乐祸,好像那个在长途车站的中国人跟我无关。
司马麟把我接到他家。他们住在乡下的农舍,古旧高大。他的太太吉尔(Jill)是小学老师。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英格兰北部的早春跟冬天没多大区别。房子大,用不起暖气,冰窖一般。人家天生就经冻,孩子们穿得少,一个个小火炉似的,冒着热气。我把能穿的都穿上了,还是不停地发抖。
五天后我搬进大学,就住在一年前我住过的客房。这里有暖气,我像棵冻蔫的植物缓了过来。一个月后,邵飞带女儿来了。我们在客房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搬到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栋排房,楼上楼下,有电灯没电话。日子清贫,但总算是安顿下来了。
马先生是华商,在澳大利亚当工程师,退休后到杜伦定居,家离我们很近。他身体不好,有严重的哮喘病。他每礼拜天上午去附近的大城市纽卡索(Newcastle),义务教那些华人说英文。他总是开车捎上我,把我卸在中国城,下课再来接我。纽卡索是个衰败的城市,尤其礼拜天,大部分商店都关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