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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
二
刘伯伯嗜酒如命，每天没半斤白干，这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按美国标准，他早该进戒酒中心了。三年困难时期，找不着酒，他什么代用品都喝过，甚至酒精香水。我真不知道喝香水是什么滋味，那要打个酒嗝，可够吓人的。自打跟我岳母结婚，我岳母总是拦着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把酒藏在酱油瓶醋瓶里，一边做饭一边喝。嗨，那还挡得住喝？让他喝吧，一醉解千愁。
刘杰高中只上了一年，就考上了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教育系。属他年纪小，英俊潇洒，被女同学们围得团团转。他喜欢运动，是校排球队队长。有一回比赛，他一记猛扣得分，发现小指头上的金戒指没了。裁判宣布暂停。队员们撅着屁股，在球场的黄土面里摸来摸去，一无所获。回到宿舍，在伙伴们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这个金戒指的来历。
兰州由于是苏联军援的集散地，成了日本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当时兰州的警报系统相当完备。日本飞机从山西运城起飞不久，先是预备警报；一过平梁，发正式警报；待敌机迫近才是紧急警报。
那天凌晨三时，响起预备警报，他跟着人流挤出城门上了山。防空洞多在半山腰，其实只是些三四米深的窑洞，无任何支撑。他躺在洞外。无风，几缕薄云，星星硕大耀眼。紧急警报如公鸡报晓，天蒙蒙亮，高射机枪射出红红绿绿的曳光弹，甚是好看。他刚退进防空洞，大地剧烈地抖动起来。突然一黑，洞塌了，哭喊声连成一片。依求生本能，他拼命用手向前刨土。哭喊声停了，空气越来越稀薄。他突然触到另一双手，一双女孩子的小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个金戒指。原来他和隔壁的防空洞挖通了。黑暗中，他们俩紧握在一起，喃喃地说着什么。
醒来，刘杰已躺在防空洞外面，营救人员还在土堆里寻找生还者。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坐在那儿发呆，她粉袄绿裤，辫子又长又粗，手上戴着个金戒指。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是你？女孩子高兴得直蹦。她叫小芳，是跟姨妈去订亲的。
你还订什么亲？干脆嫁给我吧。刘杰半开玩笑说。
那敢情好，俺俩是生死之交。这婚事，俺本来就不乐意。
硝烟弥漫，孩子哭大人叫，担架队正把伤员运走。他们俩竟不顾周围的战争，紧紧握在一起，海誓山盟。小芳脸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刘海整齐，眼睛充满泪水。她扑哧笑了，说：俺姨还躲在前面那片战壕里，俺去去就回来。
那片战壕不远，最多四五百米。小芳刚消失在其中，第二批日本飞机来了，炸弹正好落在上面，硝烟腾起。他发疯似地冲了过去，在土堆里搜寻，最后仅找到一只戴金戒指的小手。他埋葬了小手，把金戒指戴在自己手上……
嗨，不说了，刘伯伯叹了口气。我们俩坐在“萨德沃”（Sudwerk）酒吧的后院喝啤酒。这是我们小城惟一一家自己生产啤酒的地方。现在客人不多。阳光绕开遮阳伞，落在刘伯伯脸上。他喝的是一种带苦味的黑啤酒。我的健身房就在隔壁，平时我去锻炼，总是把他拉到这儿喝啤酒看报纸。他们明天就要回北京了。有人在酒吧的钢琴上弹奏爵士乐，通过扩音器传到后院来。
他在大学一年级认识了林琳，她是来自福建的流亡学生。学生宿舍是过去考试的贡院，紧挨城墙根，石阶磨损，廊柱褪色，高大的梨树飒飒作响。刘杰的小屋挨着医学院的停尸房，隔着个小过道。两边的窗户纸都破了，他常跟刚运来的死尸打照面。林琳是医学院的学生，常独自到停尸房解剖尸体。有一回，她坐在高凳上抱着尸体检查，不知动了哪根筋，那尸体的胳膊竟搂了过来。她高呼救命。就这样，他们在停尸房认识了。
那是春天，梨花正在盛开，开得耀眼。这对他俩都是第一次。他们常常一起爬上皋兰山，追逐嬉戏，论天下而望未来。
四三年二月，眼看快毕业了，双方都忙于应付考试，有一阵子没见面。有一天他碰到林琳的同学，才知道她病了，病得很重。赶到医院，她得的是急性肺炎，发着高烧。他把林琳送到兰州最好的医院，找来最好的医生。烧了整整一个月，林琳的身体似乎从衣服中渐渐消失。
昏迷了三天，她终于在刘杰的怀里醒过来了。
我要搬家了，林琳喃喃低语。
搬到哪儿？刘杰很诧异。
搬到皋兰山上去。
半夜她在刘杰的怀里咽了气。值班医生让他把尸体送到停尸房去。他抱着林琳，穿过医院幽暗的后花园。一个老头打开停尸房的门。他把林琳放在床上，不肯离去。老头以为他走了，当啷一声把门锁上，黑暗中，他握着林琳的手枯坐到天明。
…
刘伯伯（3）
…
按林琳所指的方向，刘杰把她埋在皋兰山上。
钢琴曲告一段落。人声嘈杂，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今天是星期六，酒吧的生意特别好。刘伯伯沉默不语，他眯起眼睛，似乎想看穿六十年的历史迷雾。我注意到一滴细泪停在他左脸颊上，不动。
林琳死后，刘杰每晚一瓶烧酒，才能入睡。毕业后他在七里河一家新建的织毯厂找了份差事，而他对一切早已心灰意懒。一天夜里，他在自己的宿舍，面对窗外明月，举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竟是颗臭子，看来命不该死，他把手枪扔出窗外。
三
从太浩湖一路下山，峰回路转，开得我心惊肉跳。录音机里放的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钢琴曲。坐我旁边的刘伯伯睡着了，脑袋摇晃，不时地碰到玻璃窗上。他紧抱的那台索尼摄像机快成了古董，取景器还是黑白的。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他算个摄影爱好者，不论走到哪儿，总是哆哆嗦嗦地端着摄像机，好像那是他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我跟他开玩笑，说他出门看到的永远是二手的黑白风景。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不计成败，把拍好的录像带扔在一边，极少再碰，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
有时我怀疑，这位刘伯伯和那个年轻的刘杰是同一个人吗？是谁在讲述谁呢？听起来似乎不是他在讲述过去，而是过去在讲述他。在一个如同生命般短促而又漫长的梦中，刘杰把他叫醒。他清清喉咙，紧紧搂住摄像机，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点：拐弯前要点一下脚闸，然后轻踩油门；最重要的是，弯道上绝不能煞车。
上大学前，刘杰当过两年司机，开货车几乎跑遍大西北。他那时还不到十八岁。车一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差遣徒弟搭车回兰州买零件，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他一个人带着猎枪上山，餐风饮露，夜里睡在篝火旁。
有一回开车到彬州，刘杰跟一伙司机在酒馆赌博，玩的是ShowHand，赌注越下越大。最后一轮，只剩下他和一个车行老板。他兜里没钱，仗着牌好，顺手把车钥匙压上。这车可是他租来的，一翻牌归了人家。他问能不能再让他开三个月，赢家竟答应了。他拼死拼活，拉了三个月的货，把车钱挣了回来。“那年月，司机是老爷，运货搭客，倒买倒卖。除了飞行员，就属司机挣得多。”他说。
他还真差点儿成了飞行员。四四年秋天，他考上了成都双流的空军航校，这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关。林琳死后，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匆匆成婚，不和。开飞机既能打日本，又能逃离家庭。可他晕高，航校的训练大都和高度有关，特别一上天桥，他两腿发软。日本一投降，内战开始了，比破裂的婚姻更可怕。他愤然离开了航校。
他先走街串巷，在上海推销了半年皮货。正赶上他父亲过去的同事、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需要个翻译，他成了塔什干领事馆雇员。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驻苏联大使溜号了。任代办的表妹夫，把他调到莫斯科使馆管总务。四八年底，刚上任不久的刘杰，出差采购，去斯德哥尔摩、巴黎等地转了一圈。
记得八十年代初，饭后茶余刘伯伯常讲讲欧洲见闻，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说人家欧洲，家家户户单有根管子，一拧龙头，是新鲜啤酒，敞开喝。起先我有些怀疑，但想想人家毕竟见多识广。是啊，那多好，省得老去排队打啤酒了。直到几年后我自己去过欧洲，才明白那不过是一个酒鬼的梦想。
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刘伯伯带女儿到巴黎来看我。旧地重游，刘伯伯感慨万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着巴黎郊区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记忆和毛衣织在一起。前总务老钱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