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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之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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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布罗斯基也在。他七二年离开俄国,再也没回去过。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此后又见过面,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实实承认,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
  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懒洋洋的。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用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Maria)帮忙收拾杯盘,她长得很像莫妮卡。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斯德哥尔摩。
  李笠、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我留下来,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那夜,我失眠了。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
  算起来,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只有托马斯自己,在七四年发表的惟一一首长诗《波罗的海》预言了这场灾难。八月初,我从瑞典搬到丹麦,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马上打电话过来。和中国人在一起,饭局是少不了的,几杯酒下肚,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
  十一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朗诵完了,听众开始提问。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他脸红了,嗓门也高了。



蓝房子(3)


  

  朗诵会后,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问起刚才的争论,托马斯只说了一句:“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他把手伸进书包,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没了。没了?我有点儿怀疑。没了!他肯定地说。
  一个月后,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听到他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首诗给他,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托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
  我第二天一早飞回美国,得早点儿动身回斯德哥尔摩。晚饭吃得早,有鱼子酱、沙拉和烤鱼,餐桌上点着蜡烛,刀叉闪闪。烛光中,托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时不时握握他的手,询问般地望着他。饭后,我们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正好是晚间新闻。政客们一个个迎向镜头,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来,而托马斯表情严肃,紧盯着电视。一会儿,莫妮卡关上电视,端出她烤的苹果馅饼。我们正有说有笑,托马斯又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觉得有责任监督那些愚蠢的政客。
  一九九○年夏天,我的确在蓝房子过夜时失眠,莫妮卡证实了这一点。那么第二天早上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托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空山(1)


  

  一
  今年夏天我在德国,住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名叫“孤独”的城堡里。在此期间,我跟我的德文译者顾彬(WolfgangKubin)去柏林和慕尼黑朗诵。从慕尼黑回来的路上,我们去他弟弟家做客。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uhl)是座古老的小镇,沿着老房子上标明的建筑年号一直可追溯到中世纪。他弟弟一家住在小镇边上。附近的池塘野鸭嘎嘎叫着,有力地扇动着翅膀,似乎想挣脱这近乎黏稠的宁静。顾彬的弟弟是医院的麻醉师,从早到晚奔波于麻醉与清醒之间,
  他太太代表了那个清醒的世界——家庭。
  顾彬是那种不知疲倦的人,刚放下行李,就拉我出去散步。每回跟他出门我都犯怵。那哪儿是什么散步,完全是一种德国式的急行军,我得紧追慢赶,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城墙荒草瑟瑟,有木梯石栈勾连。我只听见自己风箱般的喘息和怦怦心跳。顾彬话不多,皱着眉头大踏步前进。他坚持要带我去看一个中世纪刽子手的故居。据说当年几乎每个城镇都供养这么个职业刽子手。我们爬上爬下,拐弯抹角,足足找了一个多钟头。我两腿发软,差点儿就要在找到刽子手之前求饶了。
  我认识顾彬是八一年九月,在友谊宾馆。杜博妮(BonnieMcDougall)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她丈夫给我们斟上香港带来的“金门高粱”。顾彬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他的笑容很特别,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一九八二年早春,我们又在颐和园后湖见面了。记得那天我没睡好觉,又忘了刮胡子,浑身不自在,好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顾彬掏出个德国微型相机对准我。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竟有点儿像,都不爱说话。他那天心不在焉,眯缝着眼,大概湖水的反光让他分心。他长我三岁,我们那时还年轻。
  那是顾彬刚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不久。他在大学涉猎甚广,包括哲学、日尔曼学和汉学,但他主修的是神学,本来顺理成章顾彬该做牧师的。我最近读了《空山》一书的中译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在此书的序言中,平日沉默寡言的顾彬终于给了我们一点线索:一九六七年底,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成了他告别福音新教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诱因。如果一个人因一首诗而改变一生,其中必有某种神秘的召唤,且多半来自于血液中。
  顾彬生在德国北方的策勒(Celle),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父亲是柏林人,母亲维也纳人。父母相识后搬到他祖母的老家策勒去。虽然同属于日尔曼种,但维也纳人很不一样,多愁善感,所以能产生像特拉克尔和里尔克这样的大诗人。八五年夏天,我头一次跟顾彬从柏林去维也纳。这旅行是从他父亲这边出发,到达他母亲那边,带有某种血缘考查性质。柏林的刻板和维也纳的闲散恰成对比。我们坐有轨电车,哐当当穿过中午昏睡的街区;去维也纳森林散步,在弗洛伊德对朋友说“梦将解释一切”的地方驻足;晚上到郊区贝多芬经常光顾的酒吧,喝刚酿出来的葡萄酒。在维也纳,连街头艺人演奏的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也与众不同,染上那儿特有的忧伤。
  顾彬最喜欢带我去墓地。刚到维也纳,我就跟他拜访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倾听那寂静的音乐。墓地本身是一种文化,包含了历史、宗教、建筑、语言等诸多方面。每块墓碑都会说话,主角消失了,故事并没有结束。进入墓地,顾彬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改变了平时行进的节奏,忽快忽慢,在墓地中徘徊。他皱着眉头读完碑文,扭头走开。我真跟他在墓地学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一条是体验死亡的宁静。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李白那么首简单的诗,会让他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二
  穗子警告我说:你可别把顾彬写得那么忧郁。你看,有人表面挺乐观的,结果扭头自杀了。我们顾彬看起来忧郁,但没事儿……我表示完全同意。穗子是顾彬的夫人,她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顾彬去那儿,为刚完成初稿的《空山》查找补充资料,由穗子和另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不,顾彬纠正我说,是穗子的梦多。
  当年顾彬常来北京,骑着辆破自行车满城飞。凭他那体力,要是有便衣跟踪,肯定累得半死。他告诉我,他在图书馆有个恋人,但不是书。那阵子涉外婚姻还是有麻烦,约会好像打游击,出没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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