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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传 作者:曹尧德等-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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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寇之职原由叔孙氏世袭,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

  这时,孔子大治中都的消息像春风一样传到华夏各地。于是各国纷纷派使者来中都参观、考察,回国后效法施行,即所谓“行之一年,四方则焉”。齐国是鲁国的近邻,对中都的振兴,孔子的政绩,自然十分关注,特别是孔子做了大司寇,在鲁国已经渐渐掌握了实权,十几年前的忧虑已经变为事实,于是不断有臣下谏齐景公出兵伐鲁,免得将来鲁国势强大,威胁齐的安全。

  齐景公豆面耳朵,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他看来,似乎谁的话都有些道理。晏婴临终时说,齐的威胁在晋而不在鲁,齐鲁比邻,应世代修好,以抵御强晋。晏婴还说,孔子不足为虑,因为他所热衷的一套繁文缛节,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周朝衰败,势在必然,孔子妄图用恢复周之礼乐曲章制度挽救四分五裂的天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即使鲁国真的因孔子秉政而强盛起来,也绝对不会威胁齐国,因为孔子一生极谨慎地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神鬼,小心翼翼地对待斋戒,战争和疾病,极力主张仁政德治,反对诸侯争雄称霸。晏婴是齐景公最得意,最尊崇,最信赖的贤相,自然言听而计从了,决定采取对鲁友好的政策。如今部分臣僚吵吵嚷嚷要出兵伐鲁,他又不以为然。他回忆当初孔子率弟子来齐求仕,晏婴千方百计不肯用他,迫使其逃离。现在看来,晏婴确乎是嫉贤妒能,怕孔子超过了自己,取代了自己。如果像晏婴所说,孔子的一套是复古倒退的东西,早已不合时宜,那么,孔子宰中都一年大治,该作何解释呢?孔子任大司寇不久,鲁国便渐渐政清民安,国势日强,又该怎样理解呢?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鲁国将与齐国对峙于东方,进而侵吞蚕食齐国,怎么能说“孔子不足为虑”呢?他后悔当初不该听晏婴的话,应该重用孔子。如果那样,何来今日之苦恼,何有今朝之虑呢?想到这儿,景公不仅在埋怨晏婴,甚至在暗暗恨晏婴误国误民了。

  晏婴去世后,齐景公遵照晏婴的遗嘱,委任大夫黎鉏做了太宰。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黎鉏急于有所作为,以显示自己的才干,既取信于景公,又树威于百官,便很想用兵于鲁。然而,自己“追随”晏婴半生,甚得晏婴的栽培与重用,若无晏子的极力荐举,自己今日未必能做这位极人臣的太宰。如今晏子的尸骨未寒,自己怎么好违背他的意愿而对鲁用兵呢?所以他一直在隐瞒着自己的观点,极力在寻求着两全其美之策。一日,当齐景公征求对此问题的意见时,黎鉏说:“晏太宰乃一世雄杰,齐鲁修好可威震东方,使强晋不敢觊觎于我。鲁昭公欲除‘三桓’,兵败奔齐,晏太宰冷遇之,昭公去齐适晋。鲁之阳虎叛乱投齐,齐不纳,晏太宰扬言欲杀之,阳虎逃晋。晋已两次获罪于鲁,大王何不乘机与鲁君会盟,以祝贺鲁国大治为名,而离间晋鲁之间的关系,令鲁远晋而亲齐,对齐畏而敬之,为齐附庸呢?”

  景公闻言,心中大喜,脱口赞道:“黎爱卿果有韬略,此言甚合孤意。一切烦爱卿从速筹办之。”

  黎鉏见景公准奏,美得不能自抑,眉飞色舞地说道:“请大王释念,一切臣定会安排得妥当周到!”

  黎鉏忙修国书一封,遣使送往鲁国,邀请鲁君是年六月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举行乘车之会,永结盟好。书中充满了溢美之词,赞扬鲁君如何善用人,如何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如今鲁如何大治,声震寰宇,等等。

  鲁定公头脑简单,无自知之明,读了齐侯国书,喜出望外,重赏来使,不及与“三桓”商议便欣然应允。

  事情并不像定公想的那样简单,“三桓”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齐国来书,尽是献媚鼓吹之词,可见并无实意。有的说,齐强鲁弱,且齐国向来诡计多端,突然相邀,决非善意,贸然赴会,恐为齐所挟迫。有的说,明知齐人有诈,却不能不往,不往既表示鲁不愿与齐友好,又显示了鲁国的怯懦与软弱。有的说,不去赴会,势必得罪齐国,招至干戈之祸……众说纷纭,弄得定公莫衷一是。他真懊悔自己的轻浮与冒失,然而晚矣!前次晏婴逝世,齐曾遣使赴鲁报丧,这是友好的表示,但鲁国却并未派人前往吊丧,已经失礼。如今齐侯盛情相邀,彬彬有礼,如若拒绝,再次失礼,齐则有理由刀兵问罪,岂不更糟!再说,自己业已修书与齐侯,答应如期赴会,岂可失信于诸侯!纵然是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去闯。只是这相礼之官需认真选择,他不仅要熟知礼仪,权谋善辩,根据这次会盟的特点,更需临危不惧。只有这样,才能不失礼于对方,不失威于盟坛,关键时刻能转危为安。按照惯例,两君会盟,皆由冢宰相礼。可是季桓子年轻稚嫩,不谙世事,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恐难当此任。最令鲁定公放心不下的,还是季桓子的胆识。五年前季平子去世时,家臣阳虎手中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和一只翻着白眼的羊羔,就吓得他魂飞魄散,瘫作一堆烂泥,乖乖地按阳虎的旨意订盟。如此贪生怕死的怯懦之辈,怎么能充任两君会盟的相礼?孔子司寇倒是个理想的人选,就怕季桓子嫉妒,不肯相让,闹起纠纷。

  其实,鲁定公又错了。自从孔子任大司寇之职以来,朝中诸事,季桓子俱都推给孔子办理,他自己倒落了个悠闲自在,整日花天酒地,斗鸡走狗。他虽不谙世事,却也深明陪国君会盟是个苦差事,国君在外的衣食起居,会盟时的问答礼对均由相礼负责,稍一疏忽,便有丧权辱国之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要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因此,不等鲁定公找他协商,他便主动进宫推让,荐举孔子为相礼。他说:“臣才疏学浅,不通礼仪,恐辱国辱君。孔大司寇博学多才,足智多谋,可当此任。”

  季桓子说出了鲁定公的心里话,这正是定公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故意为难地说:“历来两君相会,由冢宰相礼,此乃古礼,怎好推给孔大司寇充任?”

  季桓子说:“只要官为上卿,均可任相礼,并非定由冢宰担当。”

  鲁定公说:“孔大司寇一向讲的是名正言顺,冢宰在朝,他恐难受此任。”

  季桓子说:“主公可宣大司寇上朝,先委其代行相事,再命其任相礼之职,事可成矣。”

  孔子朝见已毕,定公依季氏之言委其代行相事。孔子听后,很觉意外。齐对鲁一直存有二心,如今鲁国较前振兴,齐非但不敌视,反而会盟庆贺,岂不反常!季桓子见孔子发愣,认为他不愿代劳,便说道:“孔大夫代行相事乃我久已想定,只是无时机提出。夹谷会盟之后,斯将永不任冢宰,孔大夫应为国尽力,不负国君之重托。”

  孔子知道,季桓子推脱相礼之职,不仅是为了图清闲,更是怕担风险。齐鲁两国是异姓诸侯,鲁国接受齐国的庆贺,双方尽合周礼,这叫做亲异性之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齐国的真正意图恐决非如此简单。“礼”乃先祖所制,但人世沧桑几经变迁,人心变化更是莫测,以“礼”为名,行非礼之实,在当今天下已屡见不鲜。孔子在齐三年,对齐国君臣颇有所知,晏婴素讲信义,只是已经作古。其余大臣之中,多有奸诈之徒。特别是眼下当政的黎鉏,更是让人难以捉摸。他原为高昭子家臣,却整日与晏婴形影不离。高昭子与晏婴不共戴天,他却能博得双方的共同器重与信赖,连晏婴这样一位睿智英明,一世罕见的政治家也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他爬上了太宰的宝座,主宰着强齐的命运。孔子在齐,与黎鉏接触较颇,但却一直摸不透他。对他的感情也无所谓爱与恨,只觉得他很神秘。他曾奉晏婴之命保护过孔子师徒,可谓救命恩人,但孔子却并不感戴他,反而觉得他令人生厌。孔子知道齐景公耳根子软,料定这次夹谷之会定为黎鉏所策划,是一个大阴谋。名为祝贺与结好,实则暗藏杀机,欲以刀光剑影胁迫鲁君为其附庸。然而,身为大臣,应以宗庙社稷为念,岂可过多考虑个人安危?见义不为无勇也,宁杀身以成仁也,这正是报效国家,实践自己主张的时机,岂能畏缩却步?想到此,孔子微微一笑说:“丘受相礼之托,不敢推诿!太宰之职,丘不敢为!”

  定公听孔子欣然受命,如释重负,高兴地说道:“有孔爱卿相礼,朕心放矣。”他似乎觉得这样说有轻慢季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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