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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陈寅恪来清华国学院任教的一段奇缘佳话。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南按：陈衡恪次子）回忆说：“那时，我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他（南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50】陈封怀此说恐怕不确，至今没有得到证据说明陈寅恪曾得到过三个学位。而梁启超所言当是不虚，陈寅恪留洋十几载，的确既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凭什么说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来不如陈氏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除了客套与自谦外，总要有一点凭证，否则就成为胡言乱语，曹云祥也不会轻易相信。那么梁启超说的这几百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便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第46节：由同窗到仇寇（6）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51】
很显然，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氏之博学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年之后清华园著名的“梁曹对”。正是由于这次对话，加之王国维从旁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
没有博士帽子而以导师的身份从容登上清华大学讲坛的陈寅恪，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坊间多有羡慕、赞颂追捧者，不明就里的后辈学人也多有“以古观今”，论及大学门槛之难进，当权者只看学历证书而不观受聘者本人之学问如何者。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南按：陈衡恪三子）说，抗日战争后期，已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他获送六叔一家由重庆前往成都就职。到校后，叔侄二人谈起欧美教育来。封雄好奇又不解地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52】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精神的具体实践吧。
由于陈寅恪在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声，其学位问题波及后来者既深且众。1948年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著名人文学者萧公权，于许多年后谈到学位与学问时曾放言：“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由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53】
第47节：独为神州惜大儒（1）
萧氏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打着“克莱登大学”毕业生的牌子混迹于社会各界者不乏其人，陈寅恪的确为学术界人士做出了不读博士拿学位，一心读书向学的成功范例。但此事体正如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唐德刚教授所言：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是“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54】。也就是说，专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不求硕士博士帽子，名门出身，具有强大人脉背景和人际交往资源的陈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别是偏远地区贫苦劳动人民的孩子（当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1935年，当清华毕业的夏鼐考取公费留学生准备出国时，就前往国度、学校、专业、学位等问题，请教老一辈留学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时已名满天下的李济。李济表示：“学位不关重要，可有可无。惟社会上做事，有学位者稍占便宜耳。”【55】这里说的稍占便宜，当然包括像陈寅恪迈进清华门槛之类的事。李氏是哈佛博士，从后来他入清华研究院看，显然比陈寅恪轻松和自然得多。
从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推荐陈寅恪之际同时推荐当时在学术界已是名流俊杰的柳诒徵、汤用彤等人情形看，决定谁进门谁出局命运的终裁权，是捏在校长曹云祥一人手中的。曹氏毕竟也算个知识分子或读书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几年后有了与陈寅恪相遇的机会。只是，在陈寅恪能否迈入清华大门的问题上，曹一开始还不明就里，甚至有些傻乎乎地向吴宓、梁启超等问这问那，关注被荐者的学位与学问之高低大小。但随着事态的进展，曹氏才翻然醒悟，发现此事已与这些身外之物没有多大关系了，真正的“关系”是“以人为本”，是一种人际利害关系。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令陈寅恪较为顺利地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事实告诉世人的是，就陈、柳、汤三人而言，其学问各有所长，柳乃陈寅恪启蒙时代的老师，汤在哈佛时与陈、吴二人不相上下，并称“哈佛三杰”。以此经历，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从三人中选其任何一人都是合情又合理的，但人们看到的却是陈寅恪这位当时在国内学术界和主事者眼中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健步走入清华园那挺起的胸膛，柳、汤从朦胧的荷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需要继续补充的是，吴宓尽管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当时在清华校长曹云祥眼中的地位并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声名却有点“功高盖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从梁在曹面前所说的那句“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