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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讬，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於史事复奚裨
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
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
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釐
正，别具《文徵》，仍於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聊於叙例，
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
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於斯。而萧统选文，
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
家言，本无当於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於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
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
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裁入书志之篇；
其关於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
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
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於
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
《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钜，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
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於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馀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
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
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
之体，各有识职，徵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今采得奏议四篇，
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於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
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徵实叙录
徵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
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
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
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
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於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
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
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
可徵史裁，由於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徵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於叙述之文也。
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馀，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记事之
源，出於《春秋》，而数典之源，本乎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
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议》，应氏《风俗通议》，蔡氏《独断》
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於专门学
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於是无
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
也。
徵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
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
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
全文，其重在徵事得实也。仍於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论说叙录
论说之文，其原出於《论语》。郑氏《易》云：“云电屯，君子以经纶。言
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诰；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
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於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
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於书，而非有意为文
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於是文人撰集，说议
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於古人；而根本不深，旨趣未
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
於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
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
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
《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
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劄记，则宋人有志於学，而为返
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
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馀，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
结撰者，劄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
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於
古人也。
△诗赋叙录
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於司乐，篇什
叙於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
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於是声诗之道，
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
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
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
选文至於诗赋，能不坠於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
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
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至於赋乃六义
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於诗，於是以赋冠前，而诗歌
杂体，反附於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者矣。又其
诗赋区为五种，若杂赋一门，皆无专主名氏，体如后世总集之异於别集。诗歌一
门，自为一类，虽无叙例，观者犹可以意辨之，知所类别。至屈原以下二十家，
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二十五家，门类既分为三，当日必有其说；而叙例
阙如，（如诸子之目后叙明某家者流，其原出於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与诸子
之书，同申原委；此诗赋一略，后人所为欲究遗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县文徵，选辑诗赋，古者《国风》之遗意也。旧志八景诸诗，颇染文士习
气，故悉删之，所以严史例也。文丞相词与《祭漯河文》，非诗赋而并录之者，
有韵之文，如铭箴颂诔，皆古诗之遗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
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
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固以断代为书，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
之；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於《禹贡》、
《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人表之例，可类推矣。人表之失，不当以九
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刘知几
摘其有古无今，名与实舛，说亦良允。其馀纷纷议其不当作者，皆不足为班氏病
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
国别异有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
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岂至反为
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於众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