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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
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於是时，力
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
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则亦不可强索。故余尝书识其后，以
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谓闳中肆外，
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於制
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
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於《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
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
《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
中无物，遂不免於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於
《史记》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
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
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
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
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
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沈汨罗，
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
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
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於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於文章，亦为学之发挥。
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生谓记诵为玩物丧志，
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
辞气之远於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
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
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
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
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
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盖亦不
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
《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
駴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
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论文，多
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
於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
锺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
外，其於文辞思过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
未必出於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
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
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
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
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於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
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
而拘於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於古
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
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
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
知有法渡。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於古文，当自得之。执
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
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
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
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
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
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
览，有会於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
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
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
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
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
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徵也。馀详外篇。）自治学分途，
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
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於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
《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
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
止於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
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
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
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
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
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
（《文苑传》始於《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
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
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
《文章流别》，学者便之，於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於
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
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於目录标题，亦
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扰之文，亦汎滥横
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
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
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
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
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锺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
天下学术而守於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
（《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
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