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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关联。那些沉浸于虚拟世界中的“宅”人，与活人打交道的能力肯定在退化。别看今天被人批评“臭名昭著”，或许，未来的搭讪教员们会博得心理医师般的地位也说不定呢。至于对ナンパ的道德评价，恕我直言，我还真的很难判断，在对陌生异性的大胆搭讪和正式相识后盘问对方收入多少是否有房有车父母身份如何之间，究竟哪一个更不道德。
既然中国的搭讪事业也如火如荼，总不好说它是独特的日本文化，尽管日本人的性意识、社会氛围等都对此有所影响。能体现日本人特点的是各大学的ナンパ成功率排行榜、哪个地方最利于ナンパ之类的资料统计。据说，东京的上野是男孩ナンパ女生的最佳地点，因为那里多博物馆、美术馆和公园，是艺术专业和文科女生较多的“名所”。而ナンパ的沙漠则是大企业密集的丸之内，那些女白领们多半精明得很，不解风情。
第61节：間摺�
間摺�
凡事皆有利弊，使用相同的汉字固然令中国人觉得方便易懂，可无形中也阻碍了对日语、日本文化加深了解的意愿。
已故的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约翰？列农曾与日本女子大野洋子结为夫妇，另一位艺术大师、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最后一任妻子也是日本裔女子玛丽亚？儿玉。博尔赫斯曾在晚年来日本小住过一个月，多少弥补了一点毕生未能履及中国的遗憾。他在接受访问时说：“在日本，你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这与政治无关，这与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无关。在日本，人们感受中国就像感受希腊。”
这段论述出自既非中国人又非日本人的第三方之口，博尔赫斯肯定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但也提到“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就像西方人有时会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貌分别，对于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异同，很多人也稀里糊涂。比较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两种：一种是汤因比，他把日本文明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视为中华文明的卫星文明；一种是亨廷顿，他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并列，共存的还有西方、非洲、东正教、伊斯兰、拉美、印度六种文明。两种看法都对也都不对，汤因比看到的是古代文化的延续性，亨廷顿看到的是当代国际格局的现实性。比西方人怎么看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怎么看。在这一点上的误会，中国人尤其有过沉痛的教训。
在日本诸多接纳外国留学生的学校里，中国学生相对其他国家学生而经常感到骄傲的，是汉字。那些非中国留学生（甚至包括废除了汉字的韩国留学生）提起汉字无不切齿，可中国留学生却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利用书写汉字进行基本交流。初来乍到的中国人也比其他国家游客更不易迷路，因为汉字随处可见。近年来，随着海外游客和居留外国人的增多，东京等都市的很多指示标志都变成了日语、汉语、韩国语、英语四种说明，前两者的相近乃至相同尤为醒目。凡事皆有利弊，使用相同的汉字固然令中国人觉得方便易懂，可无形中也阻碍了对日语、日本文化加深了解的意愿。昔年梁启超著有一本名闻遐迩的《和文汉读法》，号称是任公与友人罗某的心得结晶，却充分表现出当时国人对日本的无知。事实上，和他相过往的日本人士普遍具备汉学修养，双方的粗浅交流确实没多大困难，但这个错觉称得上贻害深远。中国人看到汉字，就认定意思差不多，进而觉得日本不过尔尔，这样的人今天怕还有不少吧？
梁任公倘若今日来到日本，面对那与汉字平分秋色的外来语片假名，想必会大呼头痛。别说外国人，就连年纪稍长的日本人也常常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没了汉字的庇佑，或者大家会更加认真一些？
来日后不久，见到“間摺ぁ闭飧龃剩幌伦酉氲健堵塾铩罚骸熬游拗帐持湮ト剩齑伪赜谑牵吲姹赜谑恰！敝形脑馐撬稻幽呐率窃诔苑沟囊欢问奔淅镆膊荒芪ケ橙实牟偈兀沼锇选凹湮ァ绷礁鲎帜贸隼捶⒄钩觥伴g摺ぁ闭飧龃剩坪跏谴砦蟮亩暇涞贾隆！伴g摺ぁ钡闹饕馑际峭耆欢裕购芊险飧龃实睦从桑和耆欢浴Ｖ泄丝创毡荆哉庵帧巴耆欢浴钡难酃馔ィ热嗽埔嘣苹蜃砸晕呛玫枚唷�
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回忆，他小时候写作文给日文教师中川，提到“中日同文同种”，中川笔下毫不留情地嘲讽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把蒋校长气得哭了一场。中日两国的“同种”问题，留待日后再说，“同文”也谈不上。日语和朝鲜语都属于黏着语，语法上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相近，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日文中的汉字，成了一个亲缘的障眼法。
不过，片假名虽多，毕竟也是咱们汉字的偏旁部首演化，非要弄一个“新和文汉读”也不是不可能的。某年女排日本巡回赛赛场，听几位中国记者对话：“去哪儿啊？”答曰：“木街儿。”又问：“怎么回去啊？”又答：“毛撇钩一儿。”我听得满头雾水，虚心求教，才知道“木街儿”就是“ホテル”（Hotel），“毛撇钩一儿”是“モノレ搿保∕onorail，单轨铁道），大笑不已。
第62节：打官司（1）
打官司
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
这几天，又有几场中国战争受害者起诉日本国家责任的诉讼正在或将要进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民间人士就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暴行，向日本国家或企业索赔的案件为数颇多，涉及慰安妇、强制劳工、无差别轰炸及屠杀等多个方面。因法律程序所限，这些案件的审理过程大多拖沓冗长，就结果论，个别以企业为被告的案件达成了和解，多数是以日方承认受害人陈述的事实但没有责任给予如数赔偿告终。比较典型的，如东京高等法院最近就七名中国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四家建筑公司并索赔1。4亿日元一案的二审判决。判决承认“强制掳走平民并强迫劳动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不法行为”，也“可以理解”原告认为这种行为违犯国际法的主张，但援引日本最高法院之前作出的“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个人索赔权已被放弃”最终司法裁决为由，驳回原告的请求。
我去旁听过几次庭审，听到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讲述当年的惨痛经历，是一段非常伤感的过程。可是，诚实地讲，我的心里也逐渐质疑起不断涌现的此类诉讼的意义。
第63节：打官司（2）
在一次浙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的现场，我见到了表情严肃的王选女士。对于她的事迹，我早有耳闻，常年投身于对日民间索赔的支持工作，值得敬佩。然而，我看过国内舆论的很多评价，有点像李白“白发三千尺”的修辞手法，说句不敬的话，窃以为过于夸大了。王选女士是能够“让日本沉没”的人吗？日本就这么轻易地沉没了？她和那些诉讼真的令日本“十分头痛”了吗？或者，一连串的驳回诉讼请求是最明确的答案。
我理解受害者及家属想要个说法或得到赔偿的心情，这是他们不容剥夺的个人权利，也是对人道尊严的捍卫。但在现实境况下，若以诉讼的方式来说，结果基本是注定是失望的，过程也未必会如他们所想“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罪恶行径是广为人知的。战后审判中因此而被处死的B/C级战犯约920人，荷兰（236人）、英国（223人）、澳大利亚（153人）都多于受害最巨的中国（149人）。事实上，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迟到的诉讼可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无意中加强了今天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是强者主导，弱者与其抗争，不如显示出足够可怜以换得强者施舍的同情。几无胜算的诉讼这种做法，恰恰强化了中国、中国人的弱者形象。与相识的一些日本人提到这一话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受害者“本当に可哀相です（真可怜啊）”，但这仅仅意味着表面上的、甚至是礼节性的同情。
和客观上“示弱”的索赔诉讼相比，另一类诉讼更有必要，却鲜有实例可寻。
特别是这两三年里，日本的媒体存在一股热衷中国负面报道的“ブ唷薄４艘焕�